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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父亲那一代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学人，幼时有许多是既受过旧式私塾教育，又受过早期西式启蒙学堂教育的。对他们来说，古文经典脱口而出，文言写作随心所欲是很自然的事。那一代学者，还有不少人用毛笔写文言比用钢笔写白话更顺手，旧学根底是幼时基础，中西贯通是后来成果。文史类学人自不必说，自然科学家往往也是如此。我曾听到过化学家黄子卿教授随口背诵《左传》《史记》，见到过物理学家王竹溪教授亲手所记电路图一般工整精确的围棋古谱。至于数学家华罗庚、水利学家黄万里的旧体诗文功力，就更是众所周知了。华罗庚先生去世后，我父亲曾叹息有些问题再不能和他探讨了，否则一定会有共同兴趣的。
记得父亲曾说过，解放初期开会听报告，就有人用外文记录，有人用文言记录，速度都极快。当然，这是给自己看的。至于要上交的学习体会、思想汇报之类，不必说，是绝不能用文言，更不能用外文的。后来，在他们学术水平与研究能力处于高峰时，中外文化都成了所谓“封资修”文化，多数人失去了钻研学问的权力。同时，不止一代青少年失去了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
时过境迁，社会变动、科技进步不仅改变了人的生活，也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许多过去很难的事今天非常容易，也有过去很平常的事今天成了专门学问。
用惯电脑的人往往连用钢笔写字都嫌麻烦，能用毛笔写文言的更是万里挑一。顺便说一句，老一代学者中，也有不少会用电脑，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十几年前，高龄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就已在大力宣传电脑的好处，鼓动朋友们使用电脑。看来，懂旧学未必妨碍接受新知识，也许还有助于掌握新知识，用惯传统工具的人也可以学会利用新工具，全在乎个人学不学。反过来，懂新知识，用惯新工具的人学旧东西，可能更不容易，因为没有那个环境了。我不知道，延续了千年的教育方式是否真的一无是处，社会前进是否一定要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过去学生必背的古书，今天也许其中不少只是专业相关或有特殊兴趣的人才会去读吧？喜欢读书的人，不一定出于功利目的，多读书、长学问至少可以开阔眼界，愉悦自身。
老一代人将他们读书的方法、经验告诉大家，或许可以让人少走些弯路，了解那一代人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做学问，是否也自有其意味呢？这本《书读完了》是从父亲诸多文章中选出的，记录了父亲读书、治学的心得和体会，对喜欢读书的现代人来说，或者也不无裨益吧。
那一代命途多舛的学人，绝大多数已渐行渐远。幼时既受过旧式私塾教育，又受过早期西式启蒙学堂教育的人不会再有了；求学时遭逢战乱，学成后又遇浩劫的事，但愿也永不再有。
金木婴
有这样一个老头
一大约三年前，我的一个学哲学的朋友常到我的宿舍聊天。像任何喜欢读书的年轻人一样，我们的话题最后总是到达自已心目中的学术大家。有一次，他目光炯炯地告诉我，他心目中的当代大师，除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外，只有德里达和钱钟书，并从各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只有这四位才称得上大师。他讲完后，我小心翼翼地问，在这四个人后面，可不可以再加上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呢？他毫不犹像地说，不可能，中国再也没有这个级别的人物了。然后我给了他一个老头的小册子，并且告诉他，我认为这个老头也堪称大师。
第二天，这个朋友又到我的宿舍来了。这次，他略显得有些疲惫，但眼睛里却充满了光芒。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他认同我的看法了，这个老头可以列到他的当代大师的名单中。这次，他又从我的书架上拿走了这个老头的几本小册子。等我书架上这个老头的书差不多被他看完的时候，他开始了跟我此前一样辛苦地从各个渠道收集这个老头的书的过程。
这个老头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金克木。为了看到更多如那个朋友一样的充满光芒的眼睛，我起意编这样一本书。
二金克木，祖籍安徽寿县，1912年生于江西。1930年，金克木到北平求学，1935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馆员。1938年，金克木去香港任《立报》国际新闻编辑。
1939年，金克木到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学和湖南大学任教。1941年，经友人周达夫介绍，金克木到印度加尔各答的中文报纸《印度日报》任编辑。因机缘巧合和自己对于知识的热爱，金克木很快学会了梵文，并对印度的状况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1946年，金克木回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1949年后，金克木的学术与人生之路跟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区别。上世纪70年代后，大地回春，金克木陆续重印和出版的著作有《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旧学新知集》《末班车》《孔乙己还乡》《风烛灰》等，译著有《我的童年》（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摩诃婆多插话选》等。金克木的一生值得好好写本传记，肯定好玩和复杂得要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奇特老头的几个人生片断。
1936年，金克木和一位女性朋友到南京莫愁湖游玩。到了莫愁湖上，他们上了一条小船，因为女孩子的淘气，他们被搁在湖心一条单桨的船上，而两个人谁也不会划船。那个女孩子“嘴角带着笑意，一副狡酷神气，仿佛说，‘看你怎么办？' ”于是年轻气盛的金克木便专心研究起了划船。经过短时间的摸索，金克木发现，因为小船没有舵，桨是兼舵的。“桨拨水的方向和用力的大小指挥着船尾和船头。明是划水，实是拨船。”就这样，金克木学会了划独桨船。
1939年，金克木在湖南大学教法文，署假去拜访罗常培。罗常培介绍他去见当时在昆明乡间、时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见到傅斯年，“霸道”的傅所长送了他一本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著《高卢战记》。金克木匆匆学了书后附的拉丁语法概要，就从头读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了。一句一句啃下去，越来兴趣越大。真是奇妙的语言，奇特的书。”就这样，金克木学会了拉丁文。
上世纪40年代，金克木在印度结识“汉学”博士戈克雷。戈克雷其时正在校勘梵本《集论》，就邀请金克木跟他合作。因为原写本残卷的照片字太小、太不清楚，他们就从汉译本和藏译本先还原成梵文。结果，让他们吃惊的“不是汉译和藏译的逐字‘死译’的僵化，而是‘死译’中还是各种本身语言习惯的特点。
三种语言一对照，这部词典式的书的拗口句子竟然也明白如话了，不过需要熟悉他们各自的术语和说法的‘密码’罢了。“找到了这把钥匙，两人的校勘工作越来越顺利。
上面这些断断续续的文字看起来没有太大的相关性，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事情表面的关联，而是把探询的目光深入到金克木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路径上，这些似乎不相关的文字或许就会变得李生兄弟般亲密。我们选编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寻找到这条并不一目了然的路，看一看一路上美不胜收的景致。在编选的过程中，我小心翼翼地克制自己，把选文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否则这将是一套全集的规模。于是就有了这本金克木谈论读书的书。
三在一个知识越来越复杂，书出版得越来越多的时代，我们首先关心的当然是读什么书。如果不加选择，见书就读，那每天以几何倍数增长的图书恐怕会炸掉我们的脑子，还免不了庄子的有涯随无涯之讥。那么，该选择哪些书来读，又如何读得懂呢？
“有人记下一条轶事，说，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说过，他幼年时去见历史学家夏曾佑，那位老人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那位学者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时，他才觉得那话有点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说这故事的人也是个老人，他卖了一个关子，说忘了问究竟是哪几十种。现在这些人都下世了，无从问起了。“那么，光是”中国古书“就”浩如烟海“，”怎么能读得完呢？
谁敢夸这海口？“夸这个海口的正是金克木。”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墓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则说必备的知识基础。“”若为了寻求基础文化知识，有创见能独立的旧书就不多了。“就中国古书而言，不过是《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数种；就外国书而言，也不过《圣经》《古兰经》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狄德罗、培根、贝克莱、康德、黑格尔、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著作。读这些书，再配合一些简略的历史，”花费比‘三冬’多一点的时间，就一般人而言大约是‘文史足用’了“。
那这些“‘太空食品’一样的书怎么消化？”我们选在第一辑里的大部分文章就是金克木提示怎样消化这些“太空食品”的。选在前面的一部分是金克木勾画的这些“太空食品”的系谱，有了这个系谱，我们就可以按图索骥，不在枝枝杈杈的书上枉费精神。后面的一部分是个案分析，体现了金克木自己说的“生动活泼，篇幅不长”的风格，能让我们“看懂并发生兴趣”。认真看完这些文章，按这个方法读下去，说不定哪天我们也会惊喜地发现——“书读完了！〃但是古代的书跟我们的时代差距那么大，西方的书跟我们的思维习惯那样不同，印度的书有着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