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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回电，证明了他们无和平诚意。我主张应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在其屈服以前继续作战！”广田弘毅与杉山元狼狈为奸，以外交家身份蛊惑人心说：“根据长期外交生活的经验，我认为，中国方面的应对姿态，显然并无和平的诚意。参谋次长是否不相信我这个外交大臣？”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更以辞职来威胁：“政府是相信外务大臣的，而统帅部不相信外务大臣，亦即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只有辞职！”多田骏有一些战略头脑，他看到了日本硬打下去的危险性，声泪俱下地说：“明治大帝曾有仰勿辞职的圣谕，值此国家重大时期，所谓政府辞职，成何体统！”杉山元指着多田骏的鼻子大骂，声称陆军大臣可以行使人事权，断然更换陆军统帅部首脑。陆军省军务局长町尻等人也向多田骏施加压力说：“今日的问题，多田骏次长若不谅解，致使内阁总辞职，则对国内外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陆海军大臣等的压力下，多田骏回到参谋本部，与总务部长中岛、情报部长本间雅晴、作战课长河边虎四郎等人商量，由于“不能忍受因中国方面的态度致使日本内阁崩溃”，因而“决定在当夜会议重开时做出让步”，编造理由声称：“大本营陆军部本不能同意，但考虑内阁崩溃的不利，决定予以默认，不再提出反对。”于是，1月1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同中国停止交涉。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称：
（日本）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给予中国国民政府最后反省机会已及于今日，然而，国民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竟策动抗战，内不体察人民涂炭之苦，外不顾东亚全局之和平。因此，今后帝国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之调整两国邦交，协助新中国之建设。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杉山元等认为此声明太软弱了，近卫只得又于1月18日发表补充声明称：
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本来从国际法来说，为了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即可达到目的，但因未至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时期，故于此次开国际法上之新例，而否认国民政府并抹杀之。虽流传宣战之说，但帝国并非敌视无辜之中国民众，又因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方针，故亦无需宣战。
这就是日本为迫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投降而采取的“对华新政策”。为贯彻此政策，日本在1938年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起对华长期战争体制：首先是在中国占领区建立伪政权：在东北和察北，主要是巩固“蒙疆联合委员会”。此前，日寇在张家口建立了以杜运宇、于品卿为首的伪察南自治政府，在大同成立了以夏恭为首的伪晋北自治政府，在归绥成立了以云王、德王为首的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然后将三个伪政权合并为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内地成立的第一个大傀儡政权。在华北，炮制出以江朝宗为首的“北平临时治安维持会”，以高凌尉为头子的“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还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王克敏任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在上海浦东区成立“上海市大道政府”，在南京组织伪南京自治委员会，在杭州炮制出伪杭州治安维持会。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发表后，日本又在策划建立由梁鸿志任行政院长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加速建立全国性的傀儡政权。与此同时，日本军部推动近卫内阁完善国家总动员体制，操纵议会通过了超过80亿日元的军费预算，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电力管理法》、《飞机制造业法》等80多个法西斯法令。日本军部制定出《昭和13年（1938年）以后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草案》、《自昭和13年2月至同年夏季，中国事变帝国陆军作战指导要纲》，都规定“运用政略和战略，迅速结束对华战争”。为便于统一指挥日本侵略华中的军队，日本陆军于1938年2月18日取消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司令部，设立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任命俊六大将为司令官。俊六1879年生于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曾参加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在日本驻德国、瑞士使馆任过副武官，其后任陆军大学教官、陆军参谋本部作战班班长、第四部长、第一部长，当过师团长、航空本部部长、驻台湾日军司令官、陆军教育总监。在日本军界，许多人认为俊六是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将军，特别是他在任侵台日军司令官期间，疯狂镇压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更受到杉山元等日本军部首脑的赏识。杉山元等人认为，要打破“中国事变”（即“七·七事变”）的僵局，必须拿下长江中游的咽喉要地——武汉三镇，此重任非俊六莫属。俊六走马上任，率领华中日军进犯武汉，首先打响了徐州会战。
第三部分兵败台儿庄（1）
徐州位于江苏省西北部，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之交，为连接中国南北的必经之地，素有“五省通衢”、“军事重镇”之称。俊六认为，要攻取武汉必先占领徐州。日本大本营也指望在徐州一带发动会战，以期歼灭徐州附近50个师的中国主力部队，将其作为占领武汉的重要一环。事实上，徐州会战在俊六走马上任之前就已经打响。早在1937年12月中旬攻克南京之后，日军为沟通南北战场，就想打通津浦铁路，进而击破陇海铁路沿线的中国部队防线，使华北日军和华中日军南北并进，会师武汉。攻占徐州必然成为首要战略目标。历时5个月的徐州会战可分为津浦路沿线的初期保卫战、台儿庄会战和徐州突围等三个阶段。徐州会战的第一阶段为津浦路沿线保卫战。从1937年12月中旬起，日军从津浦路南北两端夹攻徐州。俊六大将亲自率领8万日军作为主攻部队，从津浦路南段的镇江、南京、芜湖等地渡江北上。荻州立兵中将指挥第13师团主力连续攻陷滁县、来安、六合、全椒后，1938年1月中旬继续北进，在明光、池河镇一带，被中国部队韦云淞所部第31军堵截，双方展开激战，你争我夺不分胜负。俊六急忙从南京增调援军和重武器前来助战。中国第4兵团司令官李品仙便命韦云淞率第31军主力让开津浦路正面，与于学忠的第51军在淮河北岸布防，阻止日军越过淮河北进。
到1938年2月初，虽然定远、临淮关、蚌埠等地被日军攻占，但中国主力部队损失不大。这时，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调张自忠的第59军、第21集团军之第7军增援。张自忠在“卢沟桥事变”后一度被人们骂为卖国贼，现在终于有了同日军决一死战的机会，因而率领部队英勇作战，从日军侧背发起攻击，迫使日军退回淮河以南。张自忠、张淦指挥第59、第7军乘机反击，夺回淮河北岸阵地，与日军在津浦铁路南段形成隔河对峙之势。在津浦路北段，由于韩复榘不战而逃，致使日军长驱直入。蒋介石处死韩复榘，任命孙桐萱继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后，孙桐萱率领部队东渡运河，一度攻入济宁、汶上城内，与日军短兵相接，激战数日，虽被迫退回运河西岸，但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第22集团军由临城（今薛城镇）地区向邹县之日军发起攻击，双方形成对峙状态。在此期间，板垣征四郎指挥的华北方面军第5师团配属于华中方面军，1938年1月沿胶济铁路东进，占领山东潍县、青岛，尔后南下攻取沂水、莒县、日照、蒙阴等地；板垣又以所属第21旅团为骨干组成坂本支队，猖狂地向汤头镇、临沂方向进攻。中国军队退守临沂以北防线与日军对峙，战局暂时趋于稳定状态。
从1938年3月起，徐州会战进入第二阶段，即台儿庄会战时期。台儿庄是山东峄县的一个小镇，位于津浦路台（儿庄）枣（庄）支线及台（儿庄）潍（坊）公路的交汇点，扼运河的咽喉，是进攻徐州的必经之道，被称为徐州的门户。为打破津浦战线的对峙状态，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多次向大本营申请“增加兵力”，“追剿眼前之敌”，很快得到大本营批准。西尾寿造中将当即命令矶谷廉介中将、板垣征四郎分别率领第10、第5师团南北夹攻徐州，以打通津浦线，然后沿陇海线西进，取道郑州南下，攻取武汉三镇。蒋介石抓住了日军第5、第10两个师团孤军深入的机会，命令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迎头痛击，务求必胜。蒋介石还亲自赶到台儿庄前线督战，下达严格命令称：“部队必须死守台儿庄；若有闪失，军委会将严惩战区司令官及所有旅以上军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为使华北与华中方面军连成一片，命令第10师团向徐州北面最前线的据点滕县发动进攻。矶谷廉介指挥的第10师团为日军精锐师团，平日训练又以侵略中国为主要科目。矶谷廉介接到命令后，即以所属第33旅团为基干组成濑谷支队，从1938年3月14日开始，由邹县以南的两下店沿津浦路南下，当天攻下界河，又迂回到中国守军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代总司令孙震）之侧背。李宗仁立即调第20军团一部增援，并令第3集团军侧击兖州。3月16日晨，板垣征四郎指挥第5师团在飞机、重炮配合下，向滕县发起攻击。川军第122师在师长王铭章指挥下奋勇还击，誓死防守界河，打退板垣师团的几次进攻。板垣征四郎老奸巨猾，见正面进攻受阻，就采取迂回战术猛攻右翼，终于突破川军阵地，王铭章率部退回滕县县城防守。板垣师团猛攻滕县5日，该县城尽成焦土，王铭章为国捐躯，日军才攻下滕县县城。板垣气势汹汹地扑向临沂，企图攻占临沂，从背后攻击中国部队，再由微山湖从西面进攻徐州，使徐州陷入两翼包围之中。临沂是鲁南名城，城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