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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关东军司令官名义发表对华北局势的声明，表示对“卢沟桥事件”“保持极大关心和坚定决心，严密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植田还派关东军高级参谋田中隆吉和NFDF9政信到天津会见日本在天津部队“中国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要求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联合向日本当局提出扩大侵华战争的意见。NFDF9政信还专门来到卢沟桥会见牟田口廉也，煽动说：“关东军支持你们，彻底地扩大下去（干）吧！”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向侵略华北的日本军队煽动一番后，又向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发出要求扩大侵华战争的电报。植田于7月8日晚8时10分就华北事件发表声明说：“兹因暴戾之中国第29军挑战，华北发生事端，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注视本事件之发展。”植田还不放心，又派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和富永恭次大佐、田中隆吉中佐乘飞机到东京，向参谋总长闲院宫、陆军大臣杉山元陈述意见，促使日本中央当局早下决断。杉山元刚接见完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又接到日本驻朝鲜军队司令官小矶国昭的电报。小矶声称，“由于华北事件之爆发，已令第20师团之一部采取随时出动的态势”，强调应该“利用这一事件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杉山元得到关东军和日本驻朝鲜军队司令官的支持，便在7月8日深夜下令，让京都以西各师团将于7月10日退伍的步兵部队两年兵延期退伍，仅此一举，就使4万名经验丰富的老兵留在日本陆军里，他们几乎全部被派往中国战场作战。杉山元为尽快扩大侵华战争，指示作战课拟定了充满欺骗之辞的时局处理方案：
力求事变限定于平津地区并迅速确保该地区。这是以此谋求其安定的方针。为此，应根据事变不扩大方针行事。中国方面若对我军采取挑衅态度，则应向中国驻屯军增派必要之兵力，将与我敌对之中国军队逐出平津一带。外交交涉亦以此方针为准则。即使抗日战争波及华中、华南，陆军仍以不向华中、华南派兵为原则，但必要时可出兵青岛，保护我侨民及权益。
7月9日清晨，陆军省开会讨论“华北时局处理方案”时，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提出“彻底”的解决问题意见说：“此时，为了彻底铲除祸根，是否以《梅津—何应钦协定》援用于第29军，或使中国军队撤退到离永定河20华里以外的地区？”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也同意田中新一的意见，按照已设置冀察、冀东政权的同一想法，再设置邻接伪满洲国的缓冲地带。杉山元带着这些意见出席7月9日上午8时50分开始的临时重要阁僚会议，他提出强硬意见，要求正式派兵：“要继续交涉，但目前中国军队的真意不明，而且自事件发生以来，不法射击不断，是一种无信不逊的态度，尤其从第29军的兵力和抗日态度来看，不如在此时派出适当的兵力，亦即从国内抽调3个师团派遣到现地。”日本首相近卫文提出疑问说：“假若因为日本增兵引起支那全面抵抗，又怎么办？”杉山元不屑地说：“支那人向来一盘散沙，南京国民政府势力只能达到沿岸几省，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皆不服中央政府指挥。这批地方政府长官，只求保护自己的地盘，只会口头上空喊，真的打起来，他们才不干呢！”内务大臣马场瑛一抖着花白胡子质问：“既然如此，宋哲元何以不肯与我们合作，偏要向皇军挑衅呢？”杉山元一下子被问住了，随即以无赖手段胡说道：“不是宋哲元不同我们合作，而是我们不要他！”马场瑛一连连摇头追问说：“如果支那人全面起来抵抗，又会怎么样呢？”杉山元大言不惭地吹牛道：“支那人真的敢打，最多三个月就全部解决了！”大部分阁僚都认为杉山元说话水分太大，现在就从国内派兵的时机还不到。恰在此时，得到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和秦德纯达成协议的消息，杉山元的派兵方案就被暂时搁置起来了。杉山元并不死心，又在紧接着于11时举行的五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会议上大肆活动，使会议通过了所谓“不扩大方针”，提出“日本政府的解决方针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道歉以及对今后做出保证”。于是，日军参谋次长今井清根据内阁会议精神，7月9日夜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电示华北驻屯军：
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昭和12年（1937年）7月9日次长致天津军参谋长为解决卢沟桥事件，此时应避免触及政治问题，大致提出以下要求，使冀察方面在最短时间内予以承认并付诸实施。一、停止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之驻扎。二、对将来做出必要之保证。三、处罚直接责任者。四、道歉。
第一部分临命第400号指示（2）
对以上四项条件，陆军大臣杉山元认为很不明确，指示武藤章出面活动，在7月10日由参谋本部第三课和第二部采取歪曲事实、造谣污蔑方式，对华北局势做出如下判断：
中国平津当局及南京政府均在提高国民抗日意志，并进行对日作战准备。日本中国驻屯军对和平解决之努力，由于中国方面轻率挑战之态度，事态大有逐渐恶化之虞。大规模出兵，原非帝国之所好，但由于中国驻屯军之自卫行动，处于优势之中国军队重围中，恐将陷于不能救援之危险。此外，日侨生命财产也濒临险境。为迅速予以救援，并一扫事态之根源，应向华北方面派遣必要之兵力。……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以现有中国驻屯军和前述由朝鲜军以及关东军应急派出的兵力似已充分，但估计第29军的总兵力有4个步兵师、3个独立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计75000名。此外，预料将有中央军陆续沿平汉线北上，因此，准备另由国内出动3个师团和航空兵团。以上的判断认为，只要有上述兵力，则不仅平津，即对内蒙、察哈尔的处理亦可足用。这是根据武藤课长在事件发生后不久要使平津、内蒙成为缓冲地带的企图考虑的。
根据日本外务省指示，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走访中国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声称此次事变的一切责任在于中国方面，并保留提出赔偿一切损失及其他要求的权利，当即受到王宠惠的驳斥。与此同时，日寇华北驻屯军亦在7月10日向第29军提出4项无理要求：“（一）第29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道歉，并声明负责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给肇事者以处分；（三）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各种抗日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做出彻底取缔办法。”7月11日上午11时30分，近卫文召开有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讨论向华北增兵问题。陆军大臣杉山元以强硬的态度发表意见说：“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即5个师团，目前暂用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完全同意杉山元的意见，声称海军要做全面战争准备，提醒近卫首相“必须考虑到派兵等于全面战争”。在杉山元、米内光政强硬态度的感染下，五相会议通过了向华北派兵方案，因为“派兵是为达到目的而显示威力”。五相会议还根据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的提议，将“卢沟桥事变”改称为“华北事变”，把向华北“出兵”改为向华北“派兵”。在7月11日下午3时20分开始举行的内阁紧急会议上，很快通过了五相会议的决定，“议定举国一致处理华北事件”。接着，首相近卫文、参谋总长载仁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海军军令部长先后晋见裕仁天皇，天皇一一批准了他们的奏请，从而标志着“卢沟桥事变”的进一步扩大和升级。7月11日18时24分，日本政府正式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这是近卫内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宣言，它以歪曲事件真相的卑鄙手法宣称：
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情，不待赘言。为维持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此前，即7月11日16时30分，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以“临参命第56号”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下令，命令关东军急速派遣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飞行集团6个中队、高射炮兵2个中队、铁道第3联队主力等部队开赴华北，受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指挥。21时40分，参谋总长闲院宫又发出“临参命第57号”，命驻朝鲜的日军第20师团迅速开赴天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当天夜里，日军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向各方面发出了必要的准备命令”。这样，日本陆海空各军兵种都紧急动员起来，转入战时轨道。7月11日下午，日本军部首脑召见陆军教育总监部本部长香月清司和专门到东京领受指示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情报参谋专田盛寿，宣布任命香月清司代替重病在床的田代皖一郎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命专田盛寿向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和日本驻华武官今井武夫传达东京内阁会议的决定：“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没有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接到专田盛寿传达的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明白扩大侵略战争的时刻已经到来，当即召开参谋会议迅速贯彻执行，决定“以此次事件为转折，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桥本群连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