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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是人祸超过天灾，导致三年大饥馑。
回顾这个大跃进，〃大放卫星〃，〃大炼钢铁〃，跟人民公社化标榜的〃一大二公〃相后先，都是突出一个大字，好大喜功，求多求快，深层心理与历来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心理相同，至少是近似；况且这本身也是一次阶级斗争，不用说反对大跃进，有所消极抵制，都属于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承担相应后果的。
把一点灵感式的思维扩大为全面的结论，把对一只两只〃麻雀〃的解剖结果扩大为对全局形势的估计，把政敌个人扩大为集团，把党内的矛盾扩大到党外，等等；贯串在文化大革命始终的也是诸如此类的〃扩大化〃思维，因嫌历次政治运动解决问题不够彻底，这回要把积累十几年以至几十年的社会矛盾，一揽子加以彻底的解决，把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大树特树，立竿见影地实现大地山河〃一片红〃。〃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样的战略目标，倘非〃扩大化〃地甩开膀子大干，是难以竟其全功的。只有一条路，就是把所有能发现的，能〃预见〃的，能够超前防范的敌对势力、敌对个人、敌对思想、敌对情绪、敌对态度，能打倒的打倒，能消灭的消灭，能搞臭的搞臭，使之全无立足之地，才有暂时的国泰民安。说暂时，因为旧的矛盾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原有的主要矛盾解决了，就会有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旧的、已经打倒的力量，人还在，心不死，还会时时企图复辟。各种矛盾，各种敌人，纠缠往复，无有已时。
卷入这样〃扩大化〃潮流的人们，被晓喻以相应的雄心壮志。然而无论干部或群众，除了少数纯粹或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外，都是自发地为一条唯物论的规律所支配，用一句流行的话，就是逃不脱〃利益驱动〃。随梆唱影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求不至被视为〃异己〃而失掉原来一点小小的利益，这是群众中的大多数；积极投身，追赶潮流，争当先进，不肯后人的，意在夺取红旗奖状和红旗奖状后面的东西，在作为干部所获的既得利益之上，尽可能再增铢加两。最大的悖论就是，文革中争相讲用〃斗私〃，却只是为争取〃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的称号。公耶？私耶？也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
时移势易，事随境迁。利益驱动可以使各色人等参与〃扩大化〃；利益驱动也会使若干人在另一种境遇里力促〃缩小化〃。
放眼四望，〃扩大化〃的阴影并没有完全隐去，而〃缩小化〃却已经层出不穷。各地各级〃反腐败斗争〃中，千夫所指的，落网和漏网的案犯逢凶化吉、化险为夷的事所在多有，就是所谓〃腐而不败〃了。
还需要举例么？还需要论证么？还需要分析这种现象的来龙去脉么？我想，那将贻笑于搞腐败的诸公，也会被不搞腐败但对腐败看得一清二楚的朋友讥为书呆子了。
前文关于〃扩大化〃的缕述，其实也是说了些尽人皆知的话。既已写出，不再删去；一个人一生能说几句未经人道的新鲜话呢？不过，人所尽知的事实，有时也还被人否认，人所尽知的真理，有时也还被人歪曲；谎话既然可以重复千百遍，上述一些大实话也就还不妨一说再说，不算废话。
1997年8月21日
下篇：品事（下）读《牛棚杂忆》
读《牛棚杂忆》（四则录二）
季羡林先生书中说：此时我们早已成了空中飞鸟，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
空中飞鸟，已经不是自由的象征了。
南山有网，北山有罗：公刘有诗及此。
鹰击长空，但也有猎鹰者时时窥伺狙击呢。
筱敏用里尔克意写〃风中行走〃，至此可引申为〃飞在空中〃，一方面状羽毛类之自由，同时又有不测的对自由的射击也。
我1981年写萨格勒布等地鸟儿忘机，与人盘旋上下，作《野鸽子》一诗，末段言及有网罟箭矢子弹之虞；这一段原指保护野生和珍稀动物，防止破坏环境和生态平衡，却被编者独具慧眼地删去了。
慧眼之外，更有慧心，即政治敏感。然则他们心目中，自有对人实行非正义的猎捕者在，且被他们认为是不可涉及的吧。
舒婷为玉渊潭被射杀的白天鹅鸣不平的诗，自亦难逃政治嫌疑。
其实，再一想也就想开了：为禽鸟说话之成为政治问题，不全在借鸟喻人，影射政治。列〃麻雀〃为四害之一，在反右之后的1958年大搞群众运动以消灭之，即是按〃敌我矛盾〃处理。即此一端，拙作《麻雀篇》也必是〃毒草〃无疑了。
季羡林先生在书中写其本欲自尽，却因红卫兵突然闯入揪斗，后遂泯灭了自杀的念头之后说：
我还得到了一个结论，一条人生经验：对待坏人有时候还是态度坏一点好。我因为态度坏，才拣了一条命。
寥寥数语，大有值得深味者在焉。
1998年11月下旬
下篇：品事（下）豆选情结
也算怀旧吧，我想起我读的第一本毛泽东著作，是《论联合政府》，那是在1946年初，旧政协在重庆召开，一时好像有成立联合政府的一线希望。刚刚结束八年抗战，中国人多么盼望能够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啊。正在这时，看到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夕就说：〃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他强调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实现了。〃
于是，解放区成为我们心向往之的自由的圣地。国共两党的谈判破裂了，内战的烽火燃起了，交通阻隔了，音讯断绝了。《晋察冀日报》、《群众》杂志都成了禁书禁报，只有半公开的文艺作品如赵树理的小说、韩起祥的唱词、吴伯箫的散文、周而复的报告、古元的版画，让我们读后编织着有关解放区的想象。
还有彦涵的版画《豆选》。我设身处地想象那些朴实的农民，是如何珍重小小豆粒体现为一张选票的民主权利。直到三十多年后，80年代初期，我还写了一首儿童诗，歌唱《豆选》这幅木刻；却不止是为了怀旧。
这个〃豆选情结〃，凝聚着当年美好的梦想，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被一位历经血与火历程的将军的回忆给击碎了。1947年9月，土改的狂潮正席卷冀东大地，他在一个小屯里亲眼看到，〃一位曾为共产党效力但人缘很差的老村长，五花大绑悬吊在木杆上，他乱蹬乱踹，口嚼血沫，高喊'冤枉啊冤枉啊！'乡亲们毫不动容。他们依照古老家族的遗风，将黄豆粒扔进土台上的大瓷碗。当唱票人用异样的嗓音宣布'票'数超过一半时，行刑手举起装满火药的铳枪，老村长在凄嚎中流出五颜六色的肠子。〃（《新华文摘》1990年第一期《大势》）
这使我想起，80年代在我国中部的一个乡村里，也曾经发生过由村里干部组织村民，经过〃表决〃（似乎没有投票，而是举手）的程序，处死一个村民的事。
这一切，距离《论联合政府》里给我们描绘的自由公民的民主选举，是多么遥远！自由，民主，法治，这是一个完整的现代政治结构，一幅完整的现代社会蓝图，它不会那么轻巧地实现在有悠久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土地上。
但〃豆选情结〃顽固地充塞在我心里。多年不下乡了，我知道沿海地区农村大大改观，至少经济生活不复糠菜半年粮的光景了。时有农民负担太重和流氓村霸逞凶的消息，我总是寄希望于基层民主建设。农民若是没处说话，一点主也做不得，只能在上面派的干部面前当顺民，就没法改变受愚弄受压榨以至受欺凌的处境。最近看到海外归客赞扬我们村委会实行民选的文章，我也很受鼓舞。不管这一工作还存在多少缺点和不足，走出第一步就有第二步，这是对于那种认为中国人素质差、文化低，不能搞民主政治的滥调的有力回答。
可是事情永远不会像我当年想象的那么简单。前两天报载沈阳一个村委会的选举就出了怪事。沈阳东陵长白乡下夹河村这一次是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有选民资格的村民有五百多人，但是主任、委员选票共发了六百多张；〃户在人不在〃的七十多人，名字都在选民榜和发选票的登记表上，而十几名有选民资格的村民却没得到选票。这里有什么内幕，不能凭空猜想，3月20日，村民已经告到法院，迟早会弄个明白吧。
昨天的《报刊文摘》又披露，浙江丽水地区也出了两起选举事件。一件是缙云县云壶镇第十选区，选出一个全国性汽车诈骗团伙成员当县人大代表，据镇人大主席解释，曾与〃有关部门〃联系，此人已结案，不再追究，〃再说具体犯罪情况也不了解〃；另一件是青田县鹤城镇一个牟取暴利的〃土地贩子〃当选县人大代表，因对他的查处还没执行完毕，引起土地管理部门震惊，据镇委副书记解释，此人未被剥夺政治权利，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下面推荐，群众选举，程序合法〃。
这两个例子，从村民委员会到县人大代表的选举，都带给我们一些值得思考的新问题。民主，在中国每迈出一步，都不可能不遇到权力和金钱的干扰，习惯势力和愚昧惰性的阻挠，这里有举世难免的老例，也有我们固有特色的国情。记得有一次基层选举中发生贿选的丑闻出来，还有人欢呼，中国农民知道选票能卖钱了，应视为一大进步！
举步维艰的民主进程，不限于农村。武汉市民政局所属一家福利工厂，曾经换过七八任厂长，把厂子弄得负债累累，后来一位女厂长做了四年，扭转局面，工人平均工资从一百多元上升到六百元。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