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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事，一项具体工作的方针应当是可以讨论、商榷的。
金凤仔细研究了王葆真写的论证材料，整整一个旅行袋，解放前的资料不说，这里有他解放后跑了十几个省市、行程几万里实际调查的结果。记者金凤看完全部资料，感到王葆真的意见有道理，他的确是为了更好地兴修水利，振兴农业，改善六亿农民的处境；她想尽量避开具体意见，着重写老人的精神，连题目都想好了：《万里奔波为谁忙》。但她因为正赶上五十六天产假，等产假满了，才要动笔，河北的同志告诉她，〃王葆真是河北省揪出的第一个大右派，他借水利大事攻击党的领导……你幸亏没写他，写了就麻烦了。〃
金凤在结束这一回忆的时候说：那个〃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兴办为主〃的水利方针，在1957年以后推行得更起劲，后果是清楚的。〃而王葆真老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几亿农民付出了更沉重的代价！〃
从这个看来已经遥远的故事，是不是可以印证〃敢于听真话〃是跟〃敢于说真话〃不可分，如一块银币的两面呢？如果只有敢于说真话的，没有敢于听真话的，结果怕就是闹成这样的悲剧。姑且不说王葆真的意见是否正确，至少他是在调查研究以后说的真话；他的建言属于某种意义上的不同意见，如果意见完全相同，那末举手表示拥护就行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因此，为国为民，要敢于听真话，包括听不同意见，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那种听了不同意见就目为敌对，大打棍子的做法，不是不仅有欠民主，而且有欠文明吗？
1998年9月30日
附注：据金凤文，王葆真老人的〃右派〃结论业已改正；他逝世时年近百岁，《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具体年份不详）。
杂文集作序为高旅杂文集作序
高旅先生从青少年时代民族危亡之秋，就关心国运民生，志存高远。投入抗日战争，作为战地记者，不畏牺牲地日夜奔走，不知疲倦地秉笔疾书，此后数十年一以贯之。晚年作为自由撰稿人，直到去世前四十八小时，仍在伏案写作。他的一生，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他以近于古典的情怀，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自由和国家的民主，时而泣血椎心，慷慨呼号，时而忧思如缕，寄托遥深：他各个时期的所有著作就是证明。
先生著作各体均备，从新闻通讯，时评言论，到诗词、小说、散文、杂感，得心应手，倚马可待。职务写作或笔耕糊口，固不能不为稻粱谋，然而，先生确是〃文章虽贱骨非轻〃，有所为，有所不为。他是一个有始有终、全始全终的爱国者。一笔在手，他懂得它的分量。无论什么体裁，出诸先生笔下，无不充沛着浩然正气，史识文胆，此所以先生的人品文品为世所重，更使我心折，由衷尊敬于千里之外也。
高旅先生尤其笃于友情，在我未曾谋面以前，读他为聂绀弩诗集所写的序言，就为他们间历时半个世纪的金石般的交谊所感动，那是真正的知音，默契，濡沫相煦，肝胆相照。我是由顾文华先生介绍与高旅先生通讯的，我见证了这一对少年之交互相念旧，互相存问，至死不渝，惊异地发现了〃朋友之义〃的古道犹存。
去年听到高旅先生噩耗，怅望南天，黯然久之。先生一生的遭际，与我们民族挣脱镣铐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一样，是曲折而坎坷的。他的著作，正是这个多难的民族多难的时代之目击者和亲历者的证言。即使光从这个意义上看，也不该任其泯没。我知道高旅著作极丰，一方面有不少散失，一方面有更多未曾结集，怕也还有未曾面世的；仅藏于私家箱箧，不化为社会公有，不但高旅的心血可惜，于文化积累亦是损失和遗憾。幸经高旅夫人熊笑年女士搜罗整理，并得有关部门资助，先有这本杂文集可付出版，希望今后其遗作有陆续付梓的机会。鲁迅曾说保存亡友的书稿，就像手里捏着一团火，如果这能成为社会上普遍的心态，那末文化幸甚了。
高旅是邵慎之先生的笔名，先生与我五百年前是一家。而先生以旅为名，命意或在以人生为旅途耶？到这旅途接近终点的时候，先生为文又有一个笔名，曰〃劳悦轩〃，是辛劳而又欣悦呢，还是谐音〃捞月〃，或是兼有两义，当时远隔京港不曾探询，今天也无由起先生于地下，问个究竟了。传说李白捞月而去，先生或于尘劳之间，望月兴感，喜其孤高，抑悦其澄明？即以名轩，则袖底清风，胸中明月，也是先生平生襟怀的写照了。
1998年11月17日，北京
杂文集作序又想起了侯学煜
侯学煜先生逝世即将十年了。他生前是中科院植物所的研究员，我跟他隔行如隔山，直到大兴安岭火灾之后我才知其名；我听说他事前曾就森林防火问题提出过预警性的意见和建议，可惜被当做了耳旁风。
我又听说，侯学煜先生并不因自己的意见不受重视，便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他在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工作中，仍然不随大流，未在论证报告上签字。我对那一论证中出现的各派意见，都没有深入了解，然而我对侯先生这种不肯苟同的学术风格，产生了很大的敬意。在中国，无论学术范围以内或学术范围以外的问题上，不见这种风格久矣。多年以来什么问题都重表态，如何表态是立场问题，立场是第一位的，观点降到第二位，不是观点决定立场，而是立场决定观点；纵然你对真伪是非持有不同观点，有时却要作出背道而驰的表态，甚至保持沉默也不可能，据说是立场所系云云。这么一来，就出现了事后许多人自白的违心之言，违心之行，违心的表态；天长日久，表态也跟着不值钱了。
在这种世风之下，侯学煜先生不肯随波逐流，随梆唱影，便益发显得可贵。我与侯先生只有一面之缘，是在《科技日报》的一次座谈会上，小会由副总编孙长江主持，内容则与长江、与三峡完全无关。侯先生已近七十七岁高龄，头脑清晰，思维敏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谁知其后不久，就传来他大去的消息。
在我们这个生活节奏加速、人事轮转棼繁的时代里，我几乎已经把侯先生忘记了。今年洪水为灾后，有一次听黄苗子先生说他重读了孙越崎先生关于长江的一些旧话，〃曲突徙薪〃，感慨殊多。我于是又想起了侯学煜。
因为搬家，翻检陈年故纸，稍一留心，便发现旧新闻中侯先生的名字。他当年说起的正好是今年一度万众关注的水灾问题。
侯学煜说，过去对于水利工程的决策，很少想到水坝可能带来不可预料的水患和灾难，更谈不到考虑水利工程对库区本身及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他举例说，我国的三门峡水库在建成20年内就淤掉40％，由于事先缺乏生态环境的论证，泥沙淤积，不仅使工程几经起伏，建了炸，炸了再建，还曾一度威胁到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工农业生产和安全。
侯学煜说，一方面要把筑坝后淹没土地，影响旅游资源，库区周围山地、工业、矿业、农业、渔业、移民等看做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另一方面还应把长江上中下游作为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对待。例如要考虑长江上游森林长期破坏引起的土壤侵蚀所造成的后果，川江肥沃的泥沙被水坝截留后，水质养料减少，对中下游珍贵鱼类和经济鱼类的生活将产生什么影响，还有河口泥沙来源减少，对河口城市建设将会带来什么后果等等。
今天长江水灾以后，我和大多数普通公民一样，总算在〃长江上游森林长期破坏引起的土壤侵蚀所造成的后果〃上补了实实在在的一课，但对侯先生所说的其他问题，至少我并没认真想过。
据报道，当时，就是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工作在1988年告一段落，有些专家包括侯学煜先生仍持不同意见，未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时候，侯教授曾指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对记者说：〃在长江上游的水土保持未稳之前，三峡工程匆忙上马很不安全！〃
这是十年前的一声呼吁，也算是大声疾呼吧。时过境迁，三峡工程早已隆重上马，虽不能说〃生米煮成熟饭〃，生米也已下锅，不能说〃木已成舟〃，却已开始下锯。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当时不同意匆忙上马的意见，从档案柜里拿出来，好好看看，有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可供参照，用作防患于未然的提醒，补牢于亡羊之前，避免重蹈三门峡工程的覆辙，使侯学煜先生们担心的自然生态、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都能安妥落实。在当年为初次进行如此大型工程论证引起的沸沸扬扬尘埃落定十年之后，这种冷静的回顾，是对工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所不可或缺的。
我很敬重侯学煜先生，尤其为他当年对森林防火的警告所折服，这是基于他的专业而更基于他的人格所发出的报忧之声，遗憾的是被他不幸而言中了。我现在是多么希望侯先生关于长江三峡的有关意见，是杞人忧天，是无端多虑，希望他的种种议论都不过是一个老人难免会有的偏执，姑妄听之即可，不必认真听取，总之希望他的这一次警告是没有多少根据的瞎操心，最后归于废话，而万万不要再〃不幸而言中〃！
我想侯学煜先生如身后有知，也会赞同我的这个想法的。
谨以此为先生十年祭。
1998年11月18日
杂文集作序论江小奇女士事
读《书屋》上余开伟公布的江小奇一信，才知道江小奇女士为傅雷夫妇收藏骨灰的始末。
江小奇高中毕业时，正赶上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她没能遵照学校党组织的要求，去揭发一位对她很好的女教师，反而说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