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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奇高中毕业时，正赶上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她没能遵照学校党组织的要求，去揭发一位对她很好的女教师，反而说实话讲她的好处，老师既在劫难逃，学生也因而陷入厄运。她当年十九岁，以致到十年后的1967年，她还是一个二十九岁的无业青年。
文革开始后，种种暴行愈演愈烈，许多人被害或自杀，使江小奇触目惊心，她基于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和良知，要写一封信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了写这封信，她了解到傅雷自杀的情况，就冒称亲属为之收藏了骨灰。接着，由这封信引火烧身，受到工宣队（全称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私设公堂的长期审讯，使她个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私人书信可据以定罪，私人日记可据以定罪，〃交心材料〃可据以定罪，这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然，到了文革中间为最。而像江小奇这样，以一纸上书而遭审讯的，不但不是孤例，据此定罪的不少，而且此类事也不自文革始；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现在人们常常提起的，是以当时的来往书信作为当事人的主要罪证，其实发动围剿的突破口，却正是1954年底胡风的三十万言〃建议〃书。
不久以前纪念了彭德怀的百年诞辰。彭大将军还不是因为提意见被黜的吗？不过定谳时不是〃提意见罪〃，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等。
至于无业女青年江小奇之罪，好像就在提意见这个行为本身了。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对两老军说：〃国家事用不着尔等操心。〃别人都夹着尾巴做人，你却站出来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意欲何为？你比领导还高明？不是分明想分庭抗礼，进而篡党夺权吗？据说宋庆龄对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一点不同意见，传下话来，是你如果想要出国，随时准备欢送；幸在周恩来的斡旋下息事宁人了。宋庆龄者，孙夫人也，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领导人也，尚且如此，不知深浅的江小奇还能指望更好的待遇吗？
出现这些事象，自然是因为没有法治而行人治，一切取决于决策者的某种政治需要或政治敏感。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惯用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执政以后，为捍卫执政权保持高度警惕，时时注意搜索敌情，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下，难免把某些不理解的表现，不相同的看法，视同敌意，把建设性的批评看成反对的言行，把建言当做进攻，认定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异动。这样一来，正常的〃革命警惕性〃，就化为不健康的神经过敏了：非要在公民们的合法行为里侦察出敌对的意图不可。
看看中国的历史，才发现这类现象并不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我们这里的新创造。
所谓〃文死谏〃的后果庶几近之。古今不同的是，今之建言者许多并非〃朝廷〃命官，而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学生教员等身份，他们〃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他们在写信上书的时候，都是把自己当做〃自己人〃，绝没有想到会被截留，被批转，被当做向党进攻的罪证，〃顺藤摸瓜〃，〃跟踪追击〃，要从而挖出建言者字里行间的或意在言外的反动意图，狼子野心，以至后台，组织，集团，党羽，〃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就整体说已经结束。然而凡是重病都会有后遗症，有时甚至会久久缠身。不用说侵犯公民通讯自由，报复举报人，将群众来信转交举报对象本人一类明显违法违纪的事层出不穷，单是说害怕群众来信包括建设性言论，甚至加以追查打击，不就是旧时期惟我正确、惟我高明、拒绝一切批评建议的心理遗留么？
我不知道，江小奇在因上书招灾以后，是不是还给党政领导写过信，看来是没有了，尽管我们已经进入新时期；她大彻大悟，长期沉默，如果不是有些关于收藏傅雷骨灰的记述跟事实出入太大，连这封写给私人说明真相的信都不会有了。
在进入这个新时期的二十年里，最初有大量上访人员，他们的许多冤假错案，不少是经由上访陆续解决的。然而，在首都，在各省会，上访人员似乎从来都并不是受欢迎的人。然而我仍然认为，这些人之坚持上访，正表明他们还没有完全失望以至绝望，他们还多少抱着讨得公道的信心。新时期也还会有今天的江小奇们，对当下的许多事情，天真地提出各样的建设性意见吧。总还是不要寒了这些善良的热心人的心才好。
〔附白〕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年月里，以提意见定罪，已经令人震悚了。然而还有人因〃没意见〃而获罪。时当反右，地在四川，以〃阳谋〃动员人们〃大鸣大放〃中，有一个性情老实言语木讷的人，屡被启发，都无反应，总是说〃没意见，没意见〃。主持人忽发奇招，在迭问对这个对那个有没有意见都得到否定回答后，顺势问道〃对储安平的发言有没有意见〃，那人也仍答曰〃没意见〃，好，抓住了，没跑了，谁不知储安平攻击〃党天下〃，这回你也没意见，右派帽子戴定了。此〃没意见〃之罪也，无沉默的权利，有表态的义务，〃没意见〃可与提意见同罪。〃莫须有〃三字后有一千年来多少的血泪，读者们切勿以笑话视之。
1998年11月19日
杂文集作序《孙越生文集》序
面对孙越生先生这部书的校样，不禁百感交集。一半是悲哀，一半是欣慰。
80年代初，王亚南教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时，是他的学生孙越生写了序言，此书在1948年初版付梓前，就是由越生用毛笔过录了一遍。半个世纪之后，越生的书，其中包括他的心血之作《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竟只能由我，一个在他生前并不曾读过他这一主要著作的外行人来写序，难道还不可悲么？
关于官僚政治的研究，像政治学的广大领域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不言自明的禁区，越生虽是专心致志，倾注全力于此，也只能在谋衣谋食之馀，燃膏继晷地进行，我想这多少损毁了他的健康。然而，除了在1988年有几个片断得以发表以外，只能束之书柜。现在不断有人提倡做学问须坐得〃冷板凳〃；以孙越生为例，他之能坐得冷板凳，其实是因为有一腔滚沸的热血；而他的来自历史面向现实的研究成果所遭的冷遇，乃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一个民族的悲哀。
越生像一切勤奋而诚恳的劳动者一样，十分珍视自己的劳动。他的散文集《历史的踌蹰》和诗画配《干校心踪》出版问世，他是很高兴的；不过他最关心也最放心不下的是他关于官僚主义的书稿。在他久病最后入住医院之前，也许有某种不祥的预感，他特地殷殷嘱咐了妻子孙明。我们现在知道，这部关于官僚主义的研究，早在1989年5月1日就写定了《起源论》和《元模式论》及后记，准备出版，后遂一搁近十年；而他原计划续写的第三篇《形态论》也只剩下草稿。
鲁迅曾说，拿着故人的遗稿，就像手里攥着一把火。至如孙越生这部几未示人的著作，我以为其实是这位关怀人类命运的思想者留给祖国、留给世界、留给同代人和后人的一份呕心沥血的遗嘱。越生去世已经一年了。有机会通过出版，使之结束秘而不宣的状态，让人们知道著者生前曾经在中外古今的历史和现实中，对官僚主义这个人类有史以来的老弊病，做了怎样广泛的涉猎和深入的掘进，这是令亲人和朋友欣慰，也可告慰逝者和他所念念于怀的〃受官僚主义残酷迫害致死的无数善良人们〃的。
我这个先睹为快的读者，于欣慰之中，油然生感激之情。我还不属于〃受官僚主义残酷迫害致死〃之列，而我在1957年所获的罪名，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反官僚主义为名〃来〃反党〃。从那以后，官僚主义问题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究竟什么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和政权、政制是什么样的关系？二十年上下求索，不得其门。权威著述语焉不详，民间著述几不可得。直到改正我的右派结论时，这个问题犹如在五里雾中。
记得1952年发起的〃三反〃运动，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项内容，可见贪污与浪费单列，不算是官僚主义；那前后在山东等地基层还同时反官僚主义、反强迫命令，可见强迫命令也没有纳入官僚主义。习以为常的说法：官僚主义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治的产物，到了共产党执政后，就没有了官僚主义的温床，有的只是官僚主义微尘，因此需要洗手洗脸；至多是官僚主义的细菌，会感染〃我们的肌体〃，而社会主义制度是与官僚主义不相容的，〃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保护官僚主义的〃，以至最终要战胜官僚主义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接着在世界范围展开一场大讨论，其中涉及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铁托在普拉的演说。直到中苏决裂后的论战文章中，中方一直把大意是社会主义制度也能够产生官僚主义的观点，指责为修正主义。
回忆我和一些与我相似的朋友，在1956年前后之所谓反对官僚主义，其实是在一个浅层次上立论的，而且基本上沿袭当时的宣传口径，主要针对的不是体制的官僚主义，而是个人的官僚主义，而且大体上限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当时见诸报刊的这方面的文字，包括我写的在内，所谓官僚主义，多数往往是指革命意志衰退，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所谓〃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一类，实际上远未触及某些〃进攻型〃的官僚主义的皮毛。究竟是当时生活中的官僚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呢，还是自以为全力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我们认识落后于实际呢？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1957年夏天反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