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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裁缝、理发，都半途而废。到他14岁那年，父母又送他到铁匠铺去当学徒，没想到学打铁把梁兴初锤炼成人了。梁兴初在铁匠铺里挥舞铁锤，一干就是三年。1929年2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红军转移到了吉安一带，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开展革命运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梁兴初怀着兴奋的心情，于次年2月报名参加了红军，从此告别家乡父老，踏上了革命征程。梁兴初刚参军不久，便赶上了蒋介石对中央
苏区发动的“围剿”。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挥舞着大刀冲向敌阵，连砍带杀如入无人之境。在连中三弹，鲜血直流的情况下，他挣扎着又站起来，继续与敌人搏斗拼杀。直到战斗胜利结束，前面传来消息说敌前线指挥官张辉瓒被红军活捉时，梁兴初这个勇敢的新兵才被战友抬下去。在中央苏区，梁兴初后来又参加了其它四次反“围剿”作战，曾多次英勇负伤。经过保卫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血与火的战斗洗礼，他历任班长、排长、连长，逐渐成长为红军的初级指挥员。
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后，部队进行改编，梁兴初调任红1军团直属部队侦察连长。部队行进到哈达铺附近时，一天，军团部通讯员飞马来报，让梁兴初和指导员速去军团部领受任务。两人跑步来到军团部，见毛泽东、林彪、左权、聂荣臻等都在场。左权招呼两人来到地图前，指着地图说：“你们立即出发，到哈达铺侦察敌情，筹集粮草。”毛泽东也走过来，补充道：“你们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近期的，各种报纸都给搞几份来。这是一个特殊任务哟！”“是！”梁兴初与指导员两人立正行军礼，领命而去。这天午后，梁兴初便率红军侦察连伪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哈达铺。哈达铺地方不大，镇 长等当地头面人物听说“中央军”来了，慌忙出来迎接，国民党驻岷山县军队的少校副官也过来拜访。梁兴初趾高气扬地对镇长吩咐道：“我是打前站的，长官和大部队都在后面，你们赶快派人去筹备粮草。”镇长不敢怠慢，马上吩咐手下人去办理。梁兴初和指导员、副连长交换了一下眼色，指导员曹德连便带了几名战士到邮局找“精神食粮”，副连长刘云彪则带领两个排迅速控制镇内保安队武装。不多一会儿，刘云彪回到镇公所向梁兴初示意，已经解除了保安队的武装，而曹德连却只找到几张发黄的旧报纸。这时，梁兴初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大声宣布：“我们是共产党，是红军！这里的人谁也不准动！”一下子把敌人吓呆了。正在梁兴初他们抱怨这地方太偏僻闭塞，没有找到“精神食粮”时，那个国民党少校副官讨好地说，他带了一捆报纸放在驮子里。战士们忙把几个驮子打开一看，果然有《大公报》、《山西日报》，虽然是8月份的，已过了一个月，但对于红军来说还是新闻，他们已有很长时间不知道外面的消息了。曹指导员一张张翻阅着报纸。突然，一条登载徐海东率领红军连克两当、秦安、德隆等县城的消息映入眼帘，随后又发现一条陕甘红军7月下旬打破国民党第二次“围剿”，共歼国民党正规军四个团二十四个连计2200余人，解放了安定、延安、延长、安塞、靖边、保安等县城，使陕甘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消息，这让曹德连、梁兴初高兴得要发疯了。为了让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早日知道这些好消息，梁兴初决定连夜将报纸和那位国民党少校副官送到军团部。果然，一到军团部，林彪一看报纸便大笑道：“哈哈，我的妈呀，革命成功了！”马上，命人将俘虏和报纸送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更加高兴，吩咐梁兴初道：“把这个少校副官交给林彪处理。一定要优待和宽大，他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多的精神食粮，立了大功。”然后还说道：“我们的侦察兵这次出去收获最大，把刘志丹根据地给‘抓’来了。好！就这样，从现在起，你的侦察连作为先头部队，每到一地，你们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找精神食粮！”第二天，毛泽东就在一座关帝庙里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兴奋地大声说：“同志们呐，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就要到陕北根据地了，是国民党的报纸给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振奋精神，北上抗日，到陕北去。”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改称陕甘支队，向陕北根据地挺进。1935年10月，梁兴初跟随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在前进到泾源去固原的公路上时，发现敌人一支骑兵部队正在休息。梁兴初命令战士们迅速隐蔽，并跑步向军团首长和毛泽东报告敌情。毛泽东得悉情况后，命令梁兴初率部消灭敌人，但不要伤了战马。这一仗，梁兴初指挥侦察连毙俘敌200多名，缴获战马140余匹。第二天，军团参谋长左权来到侦察连传达毛泽东的命令，决定把侦察连正式改编为骑兵侦察连。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梁兴初便成为我军第一任骑兵连长。
抗日战争开始后，梁兴初参加了平型关等大小战斗。在平型关战斗中，梁兴初担任八路军第115师第685团第1营营长、被安排在“斩蛇头”的位置上，任务是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使日寇前队与后队分开，首尾脱离。日军板垣师团进入八路军伏击圈后，梁兴初率领的第1营打响第一枪，全营将士满怀国仇家恨，向日军射出复仇的子弹，接着，战士们英勇顽强，一阵手榴弹扔出去，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四散逃命。完成“斩蛇头”的任务后，他又率领全营“扎口袋”。当敌人发现山岗上老爷庙处我军的薄弱环节后，便蜂拥般地向我军阵地发起冲锋，企图打开缺口。为了防止敌人逃跑，梁兴初又奉命率第1营冲向老爷庙，死死堵住了这个缺口，致使敌人陷入不可自拔的绝境，保证了平型关战斗的全部胜利。1938年12月，时任115师685团副团长的梁兴初担任了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他与支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率领该支队挺进微山湖湖西，开辟了湖西根据地。1939年，为扩大主力部队，上级决定，将湖西部队整编，梁兴初任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第4大队队长，王凤鸣任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4大队政委。正当根据地迅猛发展之际，湖西地区的部分极“左”干部却搞起了“肃托”运动。1938年8月，湖西地委青年干部学校学员王须仁向党委汇报说，学员中有“托派”活动，以教员魏定远嫌疑最大。随后，王须仁亲自审讯，采用严刑拷打逼魏定远供出一批名单，接着又从名单中挑出地委组织干部曹光善，如法炮制，又供出一批人员。尽管魏、曹两人口供不一致，而且曹光善受刑而死，但地区党委主要领导并没有提出异议。于是，王须仁有恃无恐，派人把名单上的所谓“托派”统统抓起来，采用捆绑吊打、灌辣椒水、摇电话机过电等手段，大搞刑讯逼供，受刑者支持不住，便乱咬乱供，结果“托派”名单数目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王须仁这时也感到棘手了，便找第四大队政委王凤鸣出面。王凤鸣一向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妄想在湖西称王称霸，他不仅不阻止悲剧的发生，反而全力支持“肃托”行动。就这样，湖西支队的一大批优秀干部都被抓起来了，“肃托”运动像瘟疫一样在湖西蔓延。梁兴初刚从陇海路南回来，不了解“肃托”情况，但对“二王”乱抓乱杀、刑讯逼供十分反感，多次向王凤鸣提出不同意见。王凤鸣非常恼怒，反诬梁兴初与徐州日军有电台联系，并采取欺骗手段，突然将梁兴初抓了起来。9月18日，“二王”经地区党委书记同意，在鱼台县谷亭镇召开公审大会，张贴谎称“奉中共中央之命”的布告，将军事部长张如、统战部长王之彬等79名革命干部公开枪决。随后又陆续杀害了宣传部长马宵鹏、社会部长赵万庆、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等大批重要干部。在这种恐怖威吓下，湖西地方和军队干部人人自危，许多人被迫逃离，仅2000人的第4大队，在一周内就跑掉了六七百人。徐州日军司令部获悉此事后饮酒庆祝，因为这比扫荡的效果强多了。听说梁兴初被关押，支队长彭明治立即赶到湖西，想制止王凤鸣的胡作非为。哪知王凤鸣这时已杀红了眼，反而想把彭明治也抓起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彭明治赶紧向师部领导罗荣桓、陈光拍电报求援。此时，为逼梁兴初就范，王凤鸣继续指使手下人对他用刑，将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为了保护战友，梁兴初忍着巨大的痛苦，决不屈服。此时，115师政委罗荣桓接到电报后，感到问题严重。他抽调了一支警卫部队，把师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几乎全部带上，马不停蹄，连夜奔赴湖西。王凤鸣这下慌了手脚，他一面封锁消息，一面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就在罗荣桓到达的前几个小时，王须仁还亲自到牢房，当着大批关押干部的面，指使人将民运干部陈景文活活打死，并威胁道：“再不招供，这就是下场。”罗荣桓一行到达第4大队驻地附近后，便立即派人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来汇报。王凤鸣一跨进罗荣桓的住房，见罗政委面色严肃，便心里发慌，硬着头皮拿出编造好的材料汇报。罗荣桓气愤地打断他的话，单刀直入地问：“你们为什么将梁兴初抓起来？”“如果别人的历史你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雪山，过草地，身上十几处伤疤，怎么会成为反革命？！”王凤鸣还想继续狡辩，罗荣桓拍案而起，厉声痛斥：“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了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的。”罗荣桓命其悬崖勒马，回去好好反省。然后罗荣桓一行打开牢房，把梁兴初等同志解救出来。梁兴初这位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