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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卧室，张学良伏枕大哭。三年后，张学良在西安对人说了他当时的心情：由于全国人民抗日，中央军也北上参战，他非常兴奋，以为蒋介石要决心抗日了。“哪知保定见蒋委员长，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所有以前的热情支持，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把戏而已！”“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我回到车厢，就闷倒在我的床上，号啕大哭。”
3月9日，张学良回到北平，对一亲信说：“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道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并要对方给他查出林肯说的三句话：“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看来，张学良总算对蒋介石有了一点了解，可惜，远远不够。
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4月，被罢官出国。出国前，他先到上海戒毒。张学良大约从1925年开始吸鸦片，后因庸医用吗啡戒鸦片，以致毒瘾更深。经过两次挫折，张学良深知不戒毒，不仅无法复仇雪耻，并将中毒而死。因此，为戒毒，他把手枪放在床边，并命令左右侍从：“无论我如何痛苦呼喊，你们也不准给我打针，谁要是胆敢走近我的床头，我就立即一枪把他打死。”大约经过半个月的艰苦努力，张学良终于戒除了这多年的恶嗜。戒毒不仅使张学良身体健康，也使他的政治生命有了转机。
1933年4月10日，张学良一行从上海出发赴欧洲考察。他先到西欧，着重了解德、意法西斯的一套办法。他也打算去苏联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但因“中东路事件”的影响，苏联拒绝他入境。
1934年1月，蒋介石将张学良从国外召回，令其指挥东北军参加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的行动。
本来，张学良这次回国只是一心想抗日，不想参加任何内战，正如他的《自述》所说：“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和他们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争。”东北军的许多高级将领也反对东北军参加内战，不同意张学良充当打内战的司令。但是，张学良回国后结合从欧洲得来的一些体会，思想却发生了变化。张学良认为：“日寇侵略野心很大，我们国家正处在危急存亡时刻。日寇为什么敢于大胆地侵略中国呢？就是因为中国不统一，要统一就必须大家都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我在德国作了考察，他们就是由于全国有严密的组织，有大家拥护的领袖，所以才富强起来的。我们中国也要走这条道路才能富强，才能抵抗日寇的侵略。”他还认为，尽管有人批评蒋介石“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但环顾当前人物，在政治上、军事上真能领导全局者，除蒋先生外又有何人”？因此，张学良决定继续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容许他有个试验的机会。出于这一思想，张学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也就全盘接受。他对部下说：“现在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要求国家真正统一，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委员长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为挽救国家危难，收复失地，只有拥护委员长，贯彻委员长的国策。”
1934年2月，张学良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驻节武昌。他从东北军抽调了八十多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可是，他们被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打得落花流水，围剿计划失败。1934年底，红25军向陕北进行战略转移，蒋介石电令张学良继续围剿红军，否则以“纵匪抗令论罪”。1935年2月，蒋介石撤消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张学良任主任。4月2日，国民政府授张学良为一级陆军上将。从7月起，张学良经常来往于武昌与西安之间，进行围剿红军的准备工作。10月，蒋介石
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职务。
最初，张学良和东北军对进攻革命根据地还是很卖力的，指望通过围剿的胜利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扩充势力，以便有朝一日打回东北老家。1935年9月，张学良指挥10万之众，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三次围剿，结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东北军被人数和装备远远逊于他们的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损失了两个半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两个师参谋长、六个团长非死即俘。这样惨重的损失在东北军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张学良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1935年10月末，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本来，蒋介石曾宣布过，因打红军而遭受损失的部队优先补充。但这次张学良到南京，蒋介石对他剿共失利不仅没有任何安慰的表示，反而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出面下令撤销张学良的两个师番号，停饷，连张学良请求对两个师长每人发10万元特恤金的要求也被驳回。这对张学良是个沉重的打击，使他愤懑异常。张学良痛定思痛，思想上开始有所转变。
国民党五全大会结束后，张学良来到上海，会见了爱国人士杜重远和义勇军将领李杜。杜重远给他分析形势，着重谈了联合战线和抗日救国的问题，指出：“东北军能攻善战，应当用于抗日疆场，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有抗日，东北军才有前途，你个人也可以有荣誉；东北军现在陕甘，正应当联合共产党、杨虎城和盛世才共同抗日。”张学良非常赞同杜重远的意见，感叹自己受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愚弄，表示决心今后退出内战，高举抗日旗帜。
正在这时，“一二·九”运动爆发。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剿共作战的失利，全国炽热的抗日气氛和杜、李二人的忠告，使张学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认识，剿共只有死路一条。只有联共抗日，他个人才能在全国人民面前一洗前罪，东北军才有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于是，张学良开始积极要求与共产党建立联系。
1935年底，张学良回到西安。他首先同驻守西安的西北军即第17路军将领杨虎城将军会晤，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进行了磋商。由于杨虎城早就同共产党有联系，于是双方不谋而合。
1936年3月20日，张学良同红军代表李克农在洛川进行了会谈。双方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了初步商谈，达成了局部停战的协定。这是张学良与共产党和红军的第一次接触，双方相互了解了对方的态度，意义非常重大。此次会谈，标志着张学良从此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进行正式会谈，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两人一见面，就热情地握手。周恩来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1910年到1913年秋在沈阳读书。”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很奇怪，问张学良：“怎么张伯苓也是你的老师？”张学良说：“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是听了张伯苓劝告后戒除的，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并说，“我和你同师。”会谈就是在这种亲切而轻松的气氛中开始的。
当时，张学良虽有联共抗日的打算，但仍有不少顾虑，他就法西斯主义、国家前途和逼蒋抗日等迷惑不解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以诚恳的态度对张学良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双方最后一致决定，不分党派一致抗日，采取内外结合，红军在外，张学良在内的方法，逼蒋抗日。双方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作了彻夜长谈。
会谈结束后，张学良派人给周恩来送了一本大地图，这对缺乏地图的红军来说是一件珍贵的礼品。另外，张学良还给红军赠送私款2万元光洋，后来又赠送了20万元法币，这笔巨款对处境困难的红军不啻雪中送炭。
延安会谈令双方都非常满意。周恩来对同行的人说：“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张学良也说：“会谈后，我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的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到他多好呀！”他还说，“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不仅知道她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张学良终于找到了抗日建国的道路和朋友。
延安会谈不仅对张学良个人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对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有极重要的收获。这次历史性的会谈，奠定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基础。
从延安归来后，张学良便以逼蒋抗日工作为己任，更加积极地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为培养抗日力量，他成立了长安军官训练团、抗日同志会、学兵队等组织，亲自担任军官训练团团长和抗日同志会的主席，还分别派代表到新疆、广东、广西、四川、山西等地与各地实力派进行联络，以便配合。在张、杨的支持下，以共产党为骨干的群众抗日运动，在西安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至1936年上半年，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与红军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有一段时间，张学良甚至产生了要拉出一部分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东北军与红军
一起干的想法，后经共产党的劝阻才没有实现。前面所列毛泽东评点张学良的第二段话就是中共中央得知张学良的想法后召开会议时，毛泽东所作的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