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出果断的选择，并必将付诸坚决的行动。他早年对革命的困惑，在和共产党人士多次接触以后一时冰释。因此在他的部队里，共产党员才能受其保护；在西安事变中，他才能同意共产党的建议，和平解决这一事件。他对蒋介石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比张学良要深透，他凭着一种阶级的本能和从与蒋氏多年的交往中，认识到要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武装行动是最有效的手段。
杨虎城不是占地为王的草寇，也不是旧式的军阀，更不是科班出生的军事家，他是一个由自发的农民起义者走入革命道路的军事人物。在艰苦的环境中和异常复杂的军阀混战情况下，他以自己的战功获得了日后的重要军事领导地位。他文化不深，所以受中国旧文化的影响不大，他出生贫寒，所以最能体会人民的疾苦，他未入军事院校，所以不会有极强的帮派观念和墨守陈规的军事教条主义思想。可以这样说，他的军事生涯中的一些行动，是建立在一种纯朴的阶级感情上的。这种感情，有时表现为一种义愤，有时表现为一种同情，有时又表现为一种仇恨。纵观他的一生，他决不会与人民为敌，或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所以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的民族感和军人的天职自然凝聚成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这种仇恨如同一团熊熊烈火，不可熄灭，因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就在他的烈火中焚毁。
蒋介石在西安被囚后，蒋氏为了求释而口口声声地说什么以人格担保，张学良相信了，但杨虎城不相信。他清醒地知道，蒋介石是不讲人格的。张学良因为相信了，亲自陪送蒋介石去了南京，于是终生被囚，于是明白了杨虎城的正确；杨虎城因为不相信，最后为独夫民贼蒋介石所不容，被小人杀害了，令日月生悲。蒋氏的行为，早已表明他没有人格可作任何保证，反而证明了杨虎城是一个真正胸怀坦荡有人格的正人君子。
一代伟人毛泽东曾说：“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毛主席说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以西安事变为契机的，而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又是起到十分重要作用的一位关键历史人物，因此从某个方面来说，没有杨虎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一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两党不合作，不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的前途、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及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可想而知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杨虎城就是千古功臣，有功于中国人民，有功于中国共产党，有功于整个中华民族，其英名将永垂史册！
以一人之死而拯救整个民族、国家和人民，其英雄气概当可吞山河、贯日月，当可振奋我华夏炎黄子孙千秋万代！是故，伟人毛泽东称杨虎城将军“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此言可谓精当之极，非虚言也。
冯玉祥（1882—1948年），字焕章，原名冯基善，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冯玉祥少时家境贫寒，11岁丧母，其父所在营的管带为他补了一名恩饷，1896年正式参加练军。六年后，他看到袁世凯的新军在教练方面比练军强，于是抛弃通过苦练得来的教习职位投奔新军。在新军中，冯玉祥由于体格魁梧强壮，加上勤学苦练，颇受赏识，仅三年便由正目升至排长。不久他与协统陆建章的内侄女结婚，得到陆建章的重用，不过几年便升为管带。1911年前后，他目睹列强入侵、清朝腐败，产生排满反清思想，遂成立武学研究会，任会
长。他与武学研究会会员们经常聚会抨击清廷的腐朽无能，决心“利用现成的武力以为推翻的工具”。1911年10月，武昌首义爆发，冯玉祥闻讯深受鼓舞，参加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递解回原籍，路过北京时受到陆建章的庇护，暂时赋闲在家。1912年2月29日，陆军第三镇在北京发动兵变。袁世凯以此为借口扩充武力，命令陆建章编练左路备补军五营。陆建章乘机重新启用冯玉祥，任命他为第2营营长，命他当即赴景县招收新兵。随后，新兵营开赴南苑着手编练，不久移驻京西三家店。在此期间，李鸣钟、张维玺、陈毓耀、韩复榘、谷良民、谷良友、许祥云等旧属纷纷投靠他门下。冯玉祥对新兵的训练除陆军正式操典外，还加设铁杠、木马等体育训练器具，以增强士兵体魄。他还特别注重新兵的质量，曾多次亲自下去招募士兵，曹福林、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冯治安、孙连仲、吉鸿昌这些日后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都是冯玉祥亲自招募来的。他招兵有一套标准：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龄18至25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者，体高不足者都不要。另外，决不要“二流子”、“营混子”。为了保证兵员质量，冯玉祥还有一个高招：他派下级军官回家乡招募亲戚、乡亲、朋友及其子弟入伍。一旦招来，即编入这些军官所辖部队。由于招收兵员质量直接影响部队的训练成绩和战斗力，还影响到这些军官的升迁，所以他们在征募时不敢马马虎虎，应付差事。在此期间，冯玉祥除了注重军事技术，精神教育外，为爱护士兵，限制体罚，还制定了“八不打”的规定：“一、长官生气时，不许打士兵；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吃饱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与此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军纪，教育士兵要遵守纪律，告诉他们“老百姓是我辈主人翁，应加敬重，不当蛮横”，因此，冯玉祥部驻防禄米仓期间，附近老百姓“莫不欢颂”。
适值冯玉祥编练新兵之际，地处中原的河南爆发了白朗起义。白朗军沿用捻军战术，飘忽不定，于1914年3月攻克紫荆关向陕西出击。陕西陆军第1师团长王生歧率全团参加起义军，起义队伍猛增至两万余人。不久，起义军又打出了“中原扶汉军”和“公民讨贼军”的旗号，直逼西安，北京为之震动。袁世凯命其亲信陆建章率部前去镇压，他乘机将冯玉祥团扩充为左翼第1旅，冯玉祥任旅长，随陆建章追剿白朗军。不久，白朗军避开追剿军的主力进入甘肃。冯玉祥率部追至泾川，白朗军复由陇南折回宝鸡，欲入西安。此时陆建章已到达西安，急令冯玉祥回师，冯部昼夜兼程，三日两夜即抵西安。白朗军得知西安已有防备，转而直扑子午谷，冯玉祥派第2团团长何乃中率部与之激战，给白朗军以重创。不久，白朗军被各个击破，陆建章从此升任陕西督军。冯玉祥也因“剿匪”有功，其部得以扩充为第16混成旅。1915年2月，四川督军胡景伊因所部兵变，多次向北京求援，适逢袁世凯正欲染指四川，遂命其亲信陈宦为四川督军，令其率第4混成旅入川，同时，袁世凯命冯玉祥率16混成旅移驻川北。当时四川的土匪到处流窜，陈宦到任后即下令全省清剿。冯玉祥部担任第五区——嘉陵道的清剿任务。他率军进剿，恩威并施，其剿匪成绩名列全省第一。在此期间，冯玉祥读了《贞观政要》，对国君与百姓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在治军方面，特别重视精神教育，希望士兵能为国牺牲，他每天召集部队发表讲话，外人因而称他为“中国的克伦威尔”和“中国的杰克逊”。1915年，正当冯玉祥率部在四川剿匪时，袁世凯却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复辟帝制活动。这年春天，他轮流召集各省师旅以上的将领，试探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意见。12月，全国将领准备联名通电，要求变更国体，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冯玉祥拒绝在电稿上签名，除他以外，整个北洋系少将以上的军人都签了名。冯玉祥拒绝在拥戴电上签名后，即召集全体官兵，申明反对帝制的道理：“我兄弟武装，以几许头颅，几许热血，争来民国。今为袁氏篡窃，殊为可恨。果共和不适用于中国，何必颠覆满清，以暴易暴究又胡取？且死难诸烈士骨血未寒而竞背之，又将何面目以见于地下耶。”讲时他声泪俱下，闻者莫不动容。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被其御用的参议院“选举”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改元洪宪。袁世凯刚刚登基，他的复辟便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不久，蔡锷、唐继尧等将领联名发出讨袁通电，并组成护国军讨袁。袁世凯对冯玉祥多方笼络，许以头衔，但冯玉祥拒不领情。在双方大战中，冯玉祥多次派人与护国军联系，讲明自己的反袁立场，愿与护国军合作，并积极协助护国军争取袁世凯心腹陈宦倒戈。在冯玉祥等人努力下，陈宦终于在1916年5月22日通电宣布四川独立。袁世凯得悉此电后即昏迷不醒，病至不治，于6月6日死去，结束了这出“洪宪帝制”的复辟丑剧。
北洋军与护国军停战后，川军扬言要赶走袁世凯派来的四川督军陈宦，企图自领川督。陈宦令冯玉祥率部应战，遭到冯玉祥拒绝，冯玉祥率部脱离陈宦，由剑阁广元向陕南进发。冯玉祥的种种抗拒行动惹怒了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遂对其进行刁难，克扣其军饷，阴谋使其自生自灭。但冯玉祥的这支部队生存能力特别，不但没有垮掉，反而提升了战斗力。他们抓紧进行军事训练，“改组模范连，以刘郁芬为连长，负指挥训练之责”，“添编手枪队、编手枪操典”。同时，他们还“实行骑炮联合之实弹演习”，“组织士兵俱乐部，扩充
军医院，设军官子弟学校”，不断采取练兵和健全军事体制的措施。另外还建立了“大刀队”，每人配以手枪、马枪、大刀各一，在往后的战斗中大显威风。不久，冯玉祥因不满克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