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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三)-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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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德、全县等地,企图在河南境内陇海铁路沿线采取攻势防御,在津浦铁路沿线和湖南取攻势,得手后与蒋军决战,消灭蒋军,推翻南京政府。蒋介石对这场战争早有准备,先后调集约70万人组成四个军团,企图以一部兵力于津浦路采取守势,集中主力于陇海,平汉铁路沿线,先发制人,夺取联系各战场的交通战略要地归德、许昌,与阎、冯军队主力决战;再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指挥的部队围歼李宗仁部。4月5日,蒋介石下达讨阎令,中原大战正式爆发。从5月11日起,冯军与蒋军开始大规模接触。战争初期,反蒋联军占居优势。6月10日,冯军对平汉线蒋军发起总攻,两日后蒋军向洛河以南败退。随后冯玉祥将主要兵力移向豫东,企图以口袋战术歼灭在陇海县的蒋军主力。6月下旬,蒋介石亲赴柳河,以3万精锐部队在陇海县发动新攻势。冯玉祥命令部队闪开杞县、太康一线,诱敌深入,准备全歼蒋军。由于蒋介石提前得到情报而冯军左翼又没严格执行冯的命令,因此蒋军虽遭沉重打击,但大部仍突围出来。当时蒋介石本人也险些在朱集火车站成为冯军骑兵的俘虏,南京政府更是惶恐不安,人去楼空。当平汉线上退至漯河的蒋军已溃不成军,正准备向武胜关逃窜,津浦线方面的蒋军也准备后撤至蚌而放弃江北时,这正是一举歼灭蒋主力部队的最好时机。但冯玉祥囿于内线作战方针,缺乏果断的判断力,竟下令停止追击,给了蒋军喘息机会。再加上阎锡山处处保存实力,每到关键时刻,晋军不能配合冯军,致使会师徐州的战略计划化为泡影。不久,战场形势急转直下,蒋方反败为胜取得优势。7月初,拥护蒋介石的广东部队占领衡阳,迫使进占长沙的张发奎部退回广西。8月中旬,蒋军重新占领济南。8月6日,冯军为挽回颓势,发动了总攻徐州的8月攻势。经过七昼夜的激战,蒋军几乎不支,准备从陇海县正面后撤,但由于晋军行动迟缓,为保存实力而不予以配合,再加上连日大雨,战区一片泽国,后勤补给跟不上,冯军官兵极度疲劳,被迫停止了进攻。蒋军再次得到喘息机会,蒋介石抓紧时间调遣援军,并派精锐部队进入河南,威胁冯军后方。此时,阎锡山已无心恋战,密令陇海县上的晋军撤至黄河以北。8月21日,蒋介石于河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全力对付冯军,采取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使用锥形战术,在陇海线、平汉线两侧编成十三个纵队,以郑州为目标,各纵队同时向郑州钻进。9月18日,东北军张学良通电援蒋,出兵入关,随即占领平、津、石家庄,晋军退回山西,冯军腹背受敌,士气涣散。尽管冯玉祥还想“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但终因吉鸿昌、梁冠英等人降蒋和其他部将被重重包围而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0月4日,汪精卫、阎锡山赴郑州促冯玉祥共同发表停战通电,8月,冯玉祥和阎锡山下野。至此,中原大战结束,冯玉祥苦心经营的军事集团就此土崩瓦解了。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被迫“释权归田”,避居山西汾阳县峪道河。“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积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此期间,冯玉祥对蒋介石“剿共”政策深为不满,曾激励被蒋调往江西“剿共”的原西北军旧部季振同加入抗日救国行列,并说:“蒋调你们去打共产党,你们和共产党只能做朋友,不能做敌人。”不久,季振同即率部参加宁都起义。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次起义,指出:“以宁都起义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1933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冯
玉祥与吉鸿昌等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率部收复多伦等失地,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蒋介石却诬蔑其“破坏整个国策”,以重兵相逼。冯玉祥被迫辞职,隐居泰山。1935年,在蒋介石答应抗日的条件下,冯玉祥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4月,冯玉祥被国民党政府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卢沟桥事变后,冯玉祥先后任第3、第6战区司令官,不久受蒋介石排斥而离职。冯玉祥在南京期间,虽被解除军职,但仍然多方奔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6年,冯玉祥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在美国期间,他多次发表演说,揭露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祸国殃民罪行,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坚决拒绝美帝国主义对他的引诱,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1948年7月,冯玉祥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准备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归国途中,因轮船失火,不幸遇难。1949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为冯玉祥将军逝世一周年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在送去的挽词中写道:“冯玉祥将军逝世周年纪念谨致悼意。”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为冯玉祥将军在泰山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冯玉祥将军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的一生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充满着传奇色彩。周恩来曾对其做过准确评价:“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决御侮,都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由此可以看出,冯玉祥不仅仅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更是一位坚强不屈的民族英雄和桀骜不驯的民主斗士。
  冯玉祥出身贫寒,历经磨难,他为人正直坦率,爱打抱不平,生活简朴,热爱学习,厌恶酗酒、赌博、抽大烟等不良习气,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他曾用自创的“丘八诗”写道:“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讲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其实,这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老百姓亲切称他为“布衣将军”、“民主将军”。而反动统治者却骂他“怪”,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以为没有人能与冯玉祥合得来。实际上,冯玉祥正是以其特立独行的风格来划清与丑陋社会的界线,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尽管他在政治上曾走过一段曲折迂回的道路,甚至是倒退,曾经敌视过共产党人,然而到了晚年,他痛改前非,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反对内战,主张抗日,大踏步地走完了最后的光辉历程,完成了由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人士并走向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过程。
  冯玉祥将军出身行伍,戎马一生,以善于练兵、治军严明著称。其军事指挥艺术高超,善近战、夜战,常采取侧后突袭的战术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在军事理论方面,他也卓有建树,给我们留下了《抗日游击战术问答》等具有实战作用的军事典籍。在其五十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他胜多负少,成功地带出了一支能征善战的西北劲旅,被誉为“当世之雄”。在我国的近代军事史上,冯玉祥无疑占有一席地位。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1890年10月27日,张治中出生在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西乡洪家疃村一户农民家庭。张家祖上曾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但到张治中爷爷和父亲手上,家道早已一落千丈,败落不堪。其父靠种几亩地和闲暇时给别人做点篾器活挣点钱,一家人才得以勉强口。张治中是家里长子,因此,父母亲虽然度日维艰,还是送张治中进了私塾,让他跟先生寒窗苦读十年,希望儿子有朝一日应试及第,重振家业,光宗耀祖。1903年,张治中参加了一次清王朝的科举考试。落榜后,张治中发愤攻读,准备来年再考。
但这时清王朝为维护其封建腐朽统治,借口顺应全国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进行了一系列“筹办新政”的假改革。其中一项即是废除科举制度,开办新学。面对关上的仕途大门,父亲决定改弦更张:他将张治中送到丰乐河镇吕德盛号百货店当了一名学徒。
  对于富有远大理想的张治中来说,做一名小商人显然不是他的愿望。1907年,张治中和几位同乡远走省城安庆,看能否有机会考进一所免收学费、包吃管住的武学堂。在等待中,他过起了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先后做过富家公子陪读、门房,当过“备补兵”等。后来,在一个当警察巡长朋友的帮助下,他当了一名正式警察。任务是给扬州盐运使署大门站岗。在此期间,张治中一边发愤学习新知识,一边继续等待着进入军校的机会。辛亥革命的爆发,不但使张治中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礼,也为他带来了发展机遇。此时,他觉得“一个伟大的光明的日子到来了”。“当时全国各地的光复运动,如火如荼,我卷在这一个狂潮热浪的漩涡里,也变成一滴飞溅的浪花。”
  1911年底,张治中前往上海参加了学生军。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但他仅任职1个月又13天,便让位于袁世凯。1月,上海学生军被调往南京,改编为临时政府陆军部入伍生团。1912年冬,在孙中山先生等人的周旋下,入伍生团的学生被收入武汉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学习。两年后,张治中又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尽管置身在军阀气息浓厚、各种恶习深重的氛围中,张治中却始终能洁身自好,怀着振兴家国的壮志,刻苦学习,努力进取。1916年,张治中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前夕,面对军阀混战、外国列强入侵的动荡局面,苦苦思索着个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1917年初,张治中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安徽军阀倪嗣冲的安武军中当了一名见习军官。安武军前身是袁世凯任清廷大臣时期给他担任警卫的武卫军右翼,是一支军旗上沾满辛亥革命起义将士鲜血的反革命军队。张治中置身在这支罪恶、腐败的队伍中,觉得郁闷之极,六个月的见习期还未满,他便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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