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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岁寿辰，阎锡山和张学良决定利用祝寿之机，向蒋介石进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在蒋介石祝寿典礼举行后，阎锡山与张学良即一起晋谒蒋介石，陈述他们的主张，而蒋介石仍旧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说共产党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永绝后患。蒋介石对二人大声训斥；阎、张两人耐心听完蒋的训词后；知道无能为力了，便沮丧地退出。12月12日，张学良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无效后，联合杨虎城发动兵谏，囚禁蒋介石，发动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事变后，阎锡山接到张学良来电，希望他能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阎锡山立即召开军政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此时，正值绥远抗战之际，阎锡山需要国民党中央政府给他以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如果全国陷入混乱，他以晋绥之力是无法抗击日军的。而西安事变本身就具有内战的潜在可能，如果处理不当，马上就会演成大规模的内战。他认为当前在国内，只有蒋介石有能力来领导中国的对日战争。因此，他虽然与蒋介石有过深刻的矛盾，仍改变了自己以前对张、杨的态度，而站在国民党主和派一边，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于是，他最后决定拥护南京政府，营救蒋介石，谴责张、杨。不久，阎锡山致电张、杨说：“来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已。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日力量乎？减少抗日力量乎？第三、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能保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阎锡山的反应无疑给张、杨泼了一头冷水。此时，南京方面与西安方面中断联系，与两方都有联系的阎锡山的举止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南京政府代行政院长孔祥熙在收到阎锡山的电报当天，就复电阎，“我公公忠体国，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祈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抒国难……汉卿于公夙致推仰，尚责以大义，动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救国家于万劫。”并赋予阎锡山以营救蒋介石的全权。
张学良虽极不满阎锡山的所为，但为了顾全大局，促使蒋停止内战，达到兵谏目的，仍派代表赴晋，向阎锡山详细陈述西安事变的经过。阎锡山在接见了西安方面的代表李金洲后，即命秘书将此事电告南京，太原的报纸亦报道张、杨的代表到晋，蒋介石安然无恙的消息，以安定全国人心。阎锡山还准备派出代表赴西安调停张、杨与蒋之间的冲突，并要求张、杨准许他的代表去西安后“能与委座单独谈话”。其代表后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此时中共代表到达西安，帮助张、杨和平解决事变，阎锡山通过彭雪峰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12月22
日，毛泽东给阎锡山致信，说“陕变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又指出“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并商量一些具体的建电台和通信站的事宜。但是这时，张、杨与南京方面建立了联系，阎锡山作为调停人的地位逐渐失去意义，张学良也就不愿让阎锡山分一杯羹了。阎锡山一时被蒙在鼓里，对西安方面的进展毫无所知。25日，他对傅作义说：“擒虎容易纵虎难，自古没有这种事实，也没有这种道理。”他满心希望利用这一事变，达到对自己有利的目的。不料当天，阎锡山驻南京的代表赵丕廉急电向他报告，蒋介石已脱险由陕飞到洛阳。阎锡山半信半疑，双手插在腰后裤口，不停地踱来踱去。直到蒋介石的座机抵南京，赵又以急电告阎，阎才确信无疑，阅电后，瘫坐在了沙发之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7月14日，毛泽东派周小舟给阎锡山送来一信，提出进一步合作抗日的办法。月底，阎锡山表示与中共正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8月2日，阎锡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被任命为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回晋后，将红军新改编成的八路军划归第2战区战斗序列，挺进晋北作战，同时组织了达四十五个团的新军，并为其配备了武器装备。9月中旬，日军侵入山西境内，阎率部迎敌于代县太和岭。八路军115师343旅则进军平型关，伏击日军告捷，歼敌千余。平型关大捷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一时全国军民抗日信心倍增。
此后，阎锡山为阻止日军南下，在忻口大战二十余日，予敌以重创。此战，抗日将士也损失惨重，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骐、旅长姜玉贞、郑廷珍以身殉国。此时，日军改道娘子关攻入山西。阎锡山放弃忻口，令傅作义等部固守太原，激战两天后终于失守，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阎锡山率部退守临汾，抗日信心动摇。在同日军的激烈作战中，阎锡山的军队损失惨重，实力大减。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隶属于阎锡山的第2战区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却在抗战中日益发展壮大。对八路军的发展，阎深感不安，心存疑虑。不久就开始采取降日、反共、拥蒋的路线。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对山西新军的进攻，史称“十二月事变”。
1940年1月，中国共产党派肖劲光和王若飞来和阎锡山谈判，并带来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对他的成就作了肯定，并希望双方再度合作，信中说：“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得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经过谈判，迫使他答应不再进攻新军，限制了双方活动范围。
为了重振队伍，巩固实力，阎锡山于４月将第2战区司令部迁往山西隰县南村坡。由于南村与“难存”同音，阎锡山就把南村坡改为“克难坡”，把战区司令部驻地称为“克难城”。这样，一来表示要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存在和发展的决心；二来表示“克去难存”，便能住下去。他还把1940年命名为“克难年”，果真，阎锡山在这里一住便是五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学观点。他说：“所谓真理就是指为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是客观实际需要的真理。我们的组织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的。我们主张的是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组织就是代表人类的真理的。因此，我们说，我的存在就是真理，……就是国家的、社会的、世界的真理。”“我们无论如何要以存在为目的，先要能存在，采取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一切为了存在”、“无条件地存在”。他还宣扬他的“唯中哲学”，说“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对了，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反共”。同时，阎锡山还在克难坡举办“干部暑期进步讨论会”，后改称“洪桐训练班”，将军队连级以上和行政小区以上2万多军政干部进行训练。训练期间，阎锡山亲自授课，宣扬他的“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谬论，并用《论语》中的警句来试图证明其合理性。
1941年8月11日，阎锡山与进占山西的日军签订了《汾阳协定》，其主要内容是：日、阎取消敌对行动，共同防共；阎通电脱离国民党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给阎，并为之提供装备。此后阎分别在日军占领区太原、汾阳、临汾等地成立办事处，进行情报交换和物资交流，公然投降日本，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对他的这种降日行为，中国共产党对他提出多次警告。11月30日，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会见阎锡山，长谈三个多小时，向他分析国际形势，明确表态说谁要投降就打倒谁。这次谈话使阎心中有所顾忌，但一时还未放弃降日的打算。直至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才暂缓了降日行动。次年，日军不断逼阎履行协定，并威胁要进军晋西。阎锡山感到“生存”受到威胁，3月发动了晋西大保卫战，痛歼日军。日军又派代表与阎谈判未果，遂用飞机撒下大量《汾阳协定》和有关照片，并对阎军再次用兵，在晋南消灭了阎的一个军。此后阎又与日军勾结，配合日军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屠杀。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阎利用与日伪勾结的关系，暗中派人员担任伪山西省公署职员和县长等职，以图夺取胜利果实。1945年他又对日伪敌区行政官员发委任状，保证将来不对他们以汉奸论处。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共两党全面内战爆发。阎锡山的部队率先和解放军多次交锋，败多胜少。1945年8月，被歼3万余人。次年阎仍积极备战，全力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在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下，山西大部分地区被解放，阎锡山只能控制铁路两侧的几个城市了。1946年，他继续推行“兵农合一”的暴政，在民间抢粮抓丁，半年内抓走7万余众。他建立特务网，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千余人，女英雄刘胡兰就是在这种残暴中被阎军用铡刀铡死的。他在经济上搞“平民政策”，弄得民不聊生。尽管这样，时不过三年，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也已
是岌岌可危了。
1948年5至7月，临汾和晋中相继解放，阎锡山只剩下太原和大同两座孤城。年底，太原被解放军包围。阎锡山调集各部，加修工事，欲抵抗到底。但他深知大势将去，一方面开始为自己安排退路，另一方面又向下属表示要与太原城共存亡。1949年初，阎锡山接见几名外国记者，指着桌上一些装有毒药的小瓶说：“我决心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不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不久，蒋介石要阎锡山放弃太原，速退西安，担任西北行营主任，负责指挥西北各处重镇。其手下干部由美国人陈纳德用飞机接走，其军队尽量西渡，在放弃太原前，将兵工厂炸毁。但阎不同意这件事，仍然表示要坚决固守太原。
随着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