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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只剩下一点宝贵的地方了，最后上车的那个孩子是我从一个妇女怀里夺过来的。她紧搂着孩子，又哭又叫，随后在哀呼中撒手了，就仿佛孩子是再度在血污和产痛中从她子宫里生出来似的。我抱着这孩子——一个小女孩——从一声不响的人群中走向卡车。这时候有一个妇女突然跑到我前面，抓住车门的侧柱，钻进卡车里。我在半空中抓住她的脚踝，嘴里骂了一句，但是她把脚蹬开了，在那极窄的地方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下去！”我命令她，同时把那孩子举到她的跟前。“你要上，孩子就不能上！你明白吗？你肯占孩子的地方吗？”
她是个年轻的妇女。她的长长的黑发披在她那苍白的脸的两边；她睁着惊恐的眼睛看着我，随后就解开她的大衣，把她的棉布衬衫高高地撩起来。她原来是个大腹便便的孕妇。
我们俩面面相觑了一会，我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她肚里则怀着一个孩子。她在她占的那块极小的地方挤着坐了下去，大肚子夹在两个膝盖中间，她对着我笑，并伸出了她的胳臂。她的眼睛、她的胳臂以及她的笑容都仿佛在说：“你瞧，我来抱孩子，这等于我不在这儿，等于我没占任何人的地方。”她把那个女孩子放在膝盖上，让孩子的头靠在她的肩上。
现在这事算完了。四十个孩子和两个妇女紧紧地挤入了卡车和驾驶室。有一半人坐在地上。其余的人只有站的地方。不管好坏，这件事总算完了。
我使劲把车门关上，命令塞斯把他们一直送到阿尔梅里亚的医院，一路上不要为任何人任何事停车。假若他能在路上找几个武装民兵站在踏脚板上把守，不让别人上车，那就更好。他要让他们确实得到食物和医疗，随后向省长办公厅报告这儿的情况，告诉省长必须立刻派运输工具来，不然，死于饥饿和疲乏的人就会比死于敌人枪炮下的还要多。然后他要把油箱灌满汽油，把车开回来再运一批人。他转过身去，一直走到驾驶室，头也没回就爬了进去，踩了油门①……
①第一夜英国人伍斯利和白求恩在一起。后来他就独自开卡车或帮助塞斯。日记中其他部分还有提到他的地方，因限于篇幅我们都省略了。——原注
卡车开走了。妇女们有些因孩子走掉哭了起来，有些因看着孩子没走掉哭了起来。男人们扛起行李，继续前进，怕敌人追上的恐惧像一股热风吹在他们的脖子上。
我在路旁找到了那腿上流血的老妇人。她坐在地上，头枕着膝盖。她抬起了头，憔悴的脸上仍旧带着那副平静的听天由命的表情。我从医药箱里取出一管药膏和绷带，把她的脚包扎了。“起来吧，”我说，“到阿尔梅里亚还远着呢。我们再走一会儿，等到了安全的地方你再歇息。”我说的话，她一句都不懂，可是她把手伸了给我。我轻轻扶起她来，用她从未听过的奇怪语言跟她谈话。
我们俩一起加入了公路上的难民的行列，她的头靠在我的肩上。我们步履艰难地向阿尔梅里亚进发，背后跟着别的难民……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二部分第三部 敌人——法西斯主义（12）
……我跟着这群川流不息的难民走，我看了看我的夜明表。才十二点吗？我只走了四个小时吗？这四个小时仿佛是没完没了的，而其他的人至少已经走了四天！
我是在两个小时以前和那位老妇人分手的。那时她实在走不动了，我只好在田野里给她找了块地方，让她躺下，她四围还有好些别的难民，他们都是除了身体下面那块土地以外就什么也没有的。我心里想，也许一辆过路的救护车会把她带走；也许法西斯军会先赶上她。
我已经用完了最后的一包绷带，给人吃了最后的一粒药丸，送掉了最后的一块巧克力，吸了最后的一支香烟，并且扔掉了我的空医药箱。我现在只剩下一双空空的手，在急躁地等候黑曾回来。他回来了又该怎么样呢？再继续运难民？那无异于想用顶针来淘干大海。
……路上忽然骚乱起来。我看出是我们的卡车在爬行着，车灯很暗。塞斯从车上跳下来，面目憔悴，可是情绪饱满……
一连四天四夜，我们往返穿梭，拼命忙着撤退整个城市的剩下的居民。一连四十八小时，塞斯没离开司机的座位，而我则停留在公路上，集合着下一批要运走的人。由于缺乏睡眠，我们的脸色变得苍白。我们忘记了时间。我们生活在留下的人的悲伤和到达安全地带的人的疲倦的喜悦之中。我们在忙着，可是心里在想，每一趟都可能成为最后的一趟，唯恐那些离城最远的难民会落到法西斯军手里。
每次到阿尔梅里亚，塞斯都在省长办公厅那儿停车，嚷着要求派卡车、大车或任何能转动的东西来加速撤退难民的工作。但是在这城里什么样的车辆都没有了。
在阿尔梅里亚讨论难民情况。
到了第二天，我决定不能再单运孩子了：那些与儿女分离的父母的惨状太叫人难受了。我们开始运起全家来，给那些有孩子的人家以优先权。就在第二天，我们尝到了其他人已经尝了五天的滋味——饥饿。在阿尔梅里亚，现在是哪里都找不到食物了。
仿佛是来和我们的饥饿开玩笑似的，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人突然在路上出现，推着一手车橘子，高声叫卖着。在战争、逃难、死亡之中，一个日常的街头小贩！我把这一车橘子全部买下来，自己留了一个，其余的都分了。
一连四天四夜就这样过去了。白天，我们在飞扬的尘土里，在把皮肤晒得起泡的烈日底下工作，我们的眼圈红肿，我们的肚子饿得直叫。夜间，冷得使人受不了，我们又渴望白天的酷热。
一片死沉沉的寂静笼罩着难民。其中饿得快死的躺在田野里，已经进入麻木状态，只是在咬野草时才略微动一动。快渴死的坐在岩石上发抖，或者漫无目的地东歪西倒地走着，眼睛里露出那种病态的迷惑、狂乱的神情。死了的人和病倒的人混杂在一起，目不转睛地望着太阳。接着飞机从头上掠过——发着闪光的银色意大利战斗机和好几队德国亨克尔式飞机。它们大摇大摆地向着公路俯冲下来，就像在作射击演习一样，用机关枪在奔跑的难民周围编织着错综复杂的几何图案……
我看见卡车又回来了。我们能塞进多少就塞进多少。这一次我也上去了。一个孩子坐在我腿上，他呻吟着，发高烧的眼睛注视着我。多半是脑膜炎。过了一会儿，他看着像是不再痛苦了。这是个不好的症状。我希望我们能及时把他送到阿尔梅里亚。他大约有七八岁。
我打了个瞌睡，醒来时发觉卡车正在慢慢地往下坡走。这看来好像是最后的一英里了。但是多么可怕的一英里呀！从西阿拉山①到城里，成千上万的难民队伍活像一根弯弯曲曲的大口细杆的烟囱。他们布满在山上、路上、海岸上，有的为了早点到城里，涉着海水走。
①马德里西面的山脉。——译注
一到城边，卡车就只能跟随那些挤成一团的难民一寸一寸地前进。我们似乎抛锚了好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前面的难民才向前涌进，我们也终于到阿尔梅里亚了。
在四天之内，这个城市已变成了一个广阔的营地。街上挤满了无家可归、无处可投的难民。有好几千人露宿在主要的广场上。人们很疲倦地从街上站立起来，让我们通过。
红色救济会指点我们到一座古老的建筑物，那里临时设了一个医院和儿童收容所。我们把我们带来的难民送进去，又把那个害病的孩子交托给一个医生。然后我找到一张帆布床，瘫了下来……
我突然醒了，身上觉得不舒服。有一阵子，我以为我是在山里露宿，躺在公路旁边，可是我的手从粗糙的地板上滑过，于是我想起这里已不是公路，而是阿尔梅里亚了。我诧异我耳朵里为什么有响声。从我昏昏沉沉的状态，我猜想我大约睡着了一个小时。
把我吵醒的是空袭警报的汽笛声。我匆忙爬了起来，可是头一颗炸弹爆炸的时候，我又跪倒了。那爆炸好像是一个庞大无比的铁掌深深地打入地里……我能够听见孩子们的惨不忍闻的号叫。人们在走廊里乱跑乱喊。我重新爬了起来，脚底下地板还在颤动。随即有更多的爆炸声，有的近，有的远。
我连奔带跑地穿过了黑暗的走廊，一路上冲撞着满处乱跑的人们。在宿舍里，孩子们吓得直哭。我摸索着到了街上，一口气跑到市中心区。
飞机一架接一架地飞过，街上只听见发动机的声音响成一片，我的耳膜都似乎要震破了。接着炸弹下来了，落在我前面的地方。
我瞥见一架轰炸机以优美的姿势在月光中倾斜着低飞，不屑于在高处或黑暗中躲藏。这些混蛋确实用不着着急啊！零星的高射炮火只不过像烟火似的点缀天空。
几分钟以后，我走到了城里人口稠密的地区。在这儿，街上已经不黑了。被燃烧弹炸中的建筑物的骨架冒着大片的火焰。在燃烧着的建筑物所发出的强烈的火光里，一眼望去只看见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在狂奔乱跑，有的在躲炸弹，有的让塌下来的墙压倒，有的在爬，有的掉进弹坑里，而在他们消失的时候，有的在惨叫，有的用手在空中乱抓。
从港口那个方向没有传来炸弹爆炸的声音。这些轰炸机对于港口没有兴趣！它们所追逐的牺牲品是人。它们所追逐的是从马拉加逃出来的那十万人，这些人不愿在法西斯统治下生活，但是在这儿，他们拥塞在一起，成了一个理想的目标。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它们没来侵犯阿尔梅里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