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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密集的人群中使劲挤过去，一路喊着：“我是医生！我是医生！”但是，我的声音为汽笛声、爆炸声以及被扭曲的铁栏杆戳穿了肚子的驴子的惨叫声所淹没。
随后轰炸骤然停止了，飞机的吼声渐渐在天空消失。燃烧着的建筑物照亮了男男女女的脸，他们似乎已经没有感觉了，吓呆了。
现在空袭过去了。在寂静中我觉得耳朵疼痛。寂静？不是。现在轰炸完了，我能够听见人的声音了……空袭是过去了，可是死了的人和垂死的人还在这儿。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二部分第三部 敌人——法西斯主义（13）
我从受伤的人们的衬衫上扯下布条子来，把他们的伤口包好。在一座内部完全烧毁了的房子里，我发现一个小女孩在一堆沉重的横梁底下呜咽。她大约有三岁。我拉开了横梁，把她抱在怀里带走。后来碰到一辆急救车，我就把她放在担架上，心里想她还不如死了的好，因为即使她的残废的身体能活下去，她的小眼睛已经显示出她的神志是永远不会正常了。
在市中心区，我看见一圈沉默的男女。圈子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弹坑，坑里面有炸弯了的排水管、衣服的破片和一堆血肉模糊的尸体……
我的身体觉得像那些死人一样的沉重，可是又觉得空虚。我胸中燃烧着仇恨的烈焰。
以上是他在马拉加公路上所经历的四天四夜的日记。这是他在另一个白天和黑夜里以一种悲愤的心情写下的。他写完了以后，站在儿童收容所一个震破了的窗户前面，向外看着那直到黎明还在冒烟的城市。
他的身体渴望睡眠，可是他仍然站在窗前沉思了很久。在马德里，在前线，他听见过“消灭法西斯！”这个口号。他和大家一起喊过，可是仿佛现在才第一次体会到这个口号的意味。对于他，这个口号现在仿佛是一个他以满腔热诚来支持的判决，他必须加以执行，要不然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的。把那些屠杀妇孺的匪帮处死，打下十八层地狱！让那些站在旁边冷笑的无动于衷的人们遗臭万年！至于全世界那些被蒙骗的人，他们还在安然观看着这些掘墓人，而没想到他们有一天也会葬身于这同一的坟墓——对于他们应予以怜悯和警告。
“无论进入什么人家，我都要医治那里的病人……”当初这样宣誓①的时候，他多么意气扬扬，就像成千上万的其他医生一样。但是在他目前进入的这一家，死亡来自炸弹、谎言以及在反共的旗帜下毁灭整个城市的那些人。在阿尔梅里亚，不只是一个城市成了废墟。在这儿，两个世界发生了血腥的冲突。为着纪念阿尔梅里亚，他发誓要改造自己，要克服自己所有的弱点和虚荣，要像一个战士那样地生活，把自己锻炼成一个钢铁般的人——因为只有钢铁般的人才能保卫那个正在斗争中诞生的新世界。
①医生开始行医以前所作的宣誓，叫作希波克拉底誓约。——译注
二十九
几天以后，在巴伦西亚，他把他的日记压缩了一下，送交西班牙政府。他管它叫《马拉加—阿尔梅里亚公路上的罪证》。政府把它印成小册子，有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并用塞斯所摄的照片作为插图。
在巴伦西亚，他听说卡巴赖罗政府快要垮台了。不抵抗就放弃了马拉加，这在大多数的人民阵线人士看来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错误，而且是完全该由政府负责的。白求恩听说政府甚至没有下命令进行任何后卫战。马拉加可以说是双手捧着奉送给法西斯军的。
他回到马德里以后就以更大的精力来推动输血队的工作。队中其他的人觉得他似乎比以前更紧张，更厌恶任何延误和官样文章，更需要实际行动。任何麻痹大意以及缺乏效率在他看来都是“卡巴赖罗主义”，可能引起马拉加式的后果。在输血处里，不管是西班牙人还是加拿大人，只要稍一疏忽，就足以惹起他那人所共知的盛怒。但是在前线他的工作却照旧冷静、熟练，而且有效率，与他一同工作的人没有不为此感到惊奇的。
当他不在前线工作的时候，他总在盘算着一件自从马拉加沦陷以来念念不忘的事情——战争造成的成千上万的孤儿需要援助。穷于应付的政府针对这种情况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白求恩认为另外需要有一个能得到外援的特殊计划。巴塞罗纳，北部的工业中心，当时离战场很远。他认为巴塞罗纳是个很理想的地方，可以在那里设立一系列的儿童村来照顾那些孤儿。他飞到巴塞罗纳，加泰隆的首府，呆了五天，与政府官员讨论他的建议。等他得到他们的批准以后，他就打电报请多伦多的援助西班牙委员会为这个计划筹款。委员会表示同意，后来在巴塞罗纳北面最先设立的两个儿童村就是民主西班牙的加拿大友人捐款举办的。
重新回到马德里以后，白求恩就扩大输血队的工作范围，把整个中部战线全包括在内。4月初，政府军在瓜达拉加拉战区猛攻的时候，输血队曾在布里惠加一连进行了三天输血工作，那是三万意军被击溃的战线的中心。
在瓜达拉加拉战役中，白求恩不顾索伦森等人反对，驾车穿过枪林弹雨。最后，他们只好下车爬到一个安全地方。当他们返回时，发现挡风玻璃有一个子弹洞，正好在白求恩喉咙位置的水平上。
瓜达拉加拉战役是政府军在攻击战方面的第一次决定性胜利。随着这个胜利一阵乐观情绪传遍了整个西班牙。胜利的滋味是美好的，白求恩因为心情比以前轻松，就开始想作些关于血液的新试验，并计划将输血队的工作进一步扩大到全国。但是这种乐观情绪只是昙花一现。
白求恩心情比以前轻松。
有一天下午，他忽然接到卡罗斯·康特雷拉斯的电话，请他立刻去商谈。在他的办公室里，康特雷拉斯很快就谈到正题。他有一个建议——请白求恩到北美洲去一次，把西班牙人民的困苦危急的处境直接告诉美国和加拿大的人民。
康特雷拉斯对他说明了局势严重到什么地步。他说，瓜达拉加拉战役表明共和国假若有作战的武器是能够战败法西斯的。可是它现在得不到武器。苏联离得太远，而且它的没有武装的商船太容易被意大利的潜水艇在地中海击沉。因此，单靠它的援助是不能战胜法西斯军在武装方面的优势的。而英国、法国和美国都拒绝取消禁运。相反的，德国和意大利却源源不断地把军队和军火运到西班牙。在这种情况下，美洲来的援助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同时，输血队的工作现在已进行得很顺利，因此他认为目前白求恩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到北美人民的面前替西班牙说话。
白求恩一开始不愿接受这个建议。战争在继续进行，他却去从事巡回讲演，这使他想起来很不舒服。但是他实在无辞可对第五联队的首长摆在他眼前的那些残酷事实。
他和输血队的加拿大同事讨论了这件事，他们同意康特雷拉斯的看法，认为在最近的几个月内，白求恩帮助西班牙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到北美去发动一个要求取消禁运的群众运动。白求恩拍电报给国内的委员会，等到委员会同意后，便从巴黎请来一个摄影师①拍了一部叫做《西班牙的心脏》的战争影片带回美洲。
①即格泽·卡帕提。——原注
现在他只剩下一件事没做了。几个星期前，他接到《新边疆》①——一家加拿大文学杂志——的信，请他写一篇关于西班牙的文章。他决定趁着还在马德里的时候来写这篇文章。
①现已停刊。——原注
白求恩在写作。
他把它叫做《久不写信的歉意》。这篇文章完全表现出他的独特的性格。他一开头说，他之所以迟迟未写信，是由于在战争中的西班牙，“我深深感到文字的陈腐空洞”。他可以描写一次轰炸，描写街头的屠杀，但那样做是不够的。只有艺术才能够表达他几个月来所体味的死亡与恐怖的经验，因为只有艺术才是“经验的合法而可辨认的产儿”。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二部分第三部 敌人——法西斯主义（14）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继续写道〕要尽情抒发自己的胸怀，他是自由自在的。他听从自己。他尊重自己。
他出现于日常的世界，有如大海中的巨鲸，打破一切习俗与传统的表面的平静。他是欢快的，严肃的，嬉笑自若的。他热爱生活。他热切地进入所有的人的生活里。他把所有的人融为一己。
艺术家的作用是去打破平静。他的责任是去唤醒那些酣睡的人们，摇撼那些安于现状的社会栋梁。他使世界记起过去的黑暗，为世界显示当前的现实，指示出它新生的道路。他既是他时代的产物，又是他的时代的先驱。他来到以后，我们就感到不安，对于我们平常太轻易地认为真实的那些事物怀疑起来。他使一切静止的和固定的东西都动摇不安。在一个害怕任何变革的世界里，他鼓吹革命——生命的本源。他是一个鼓动者，一个扰乱宁静的人——敏锐、急躁、果敢、坐立不定、令人不安。他是在人类灵魂里活动着的创造精神。
当输血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