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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你在雨天拿这本书看
过，把雨所生的情感和书所生的情感两相比较，你大概寻不出分别，除非雨
的阴沉和雨的缠绵。这两种讨人嫌的雨性幸而还没渗透到《雨天的书》里来。
在《苍蝇》篇里，作者引了小林一茶的一句诗：“不要打啊，苍蝇搓他
的手，搓他的脚呢。”他接着说：“我读这一句常常想起自己的诗觉得惭愧，
不过我的心情总不能达到那一步，所以也是无法。”在《自序》里，谈到这
个缺憾，他归咎于气质境地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
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
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
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丁敬礼说：“文
之工拙，吾自知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我们读周先生这一番话，固然
不敢插嘴，但是总嫌他过于谦虚，小林一茶的那种闲情逸趣，周先生虽还不
能比拟，而在现代中国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做得清
淡的小品文字。他究竟是有些年纪的人，还能领略闲中清趣。如今天下文人
学者都在那儿著书或整理演讲集，谁有心思去理会苍蝇搓手搓脚！然而在读
过装模做样的新诗或形容词堆砌成的小说（应该说“创作”）以后，让我们
同周先生坐在一块，一口一口的啜着清茗，看着院子里花条虾蟆戏水，听他
谈“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二十年前的江南水师学堂，和清波门
外的杨三姑一类的故事，却是一大解脱。
周先生自己说是绍兴人，没有脱去“师爷气”。他和鲁迅是弟兄，所以
作风很相近。但是作人先生是师爷派的诗人，鲁迅先生是师爷派的小说家，
所以师爷气在《雨天的书》里只是冷，在《华盖集》里便不免冷而酷了。《雨
天的书》里谈主义和批评社会习惯的文字露出师爷气最鲜明，——尤其是从
《我们的敌人》至《沉默》（95 页至196 页）二十几篇。这二十几篇文章未
尝不好，但在全书中，未免稍逊一筹。作者的谐趣在本书前半表现得最好。
比方《死之默想》篇中有一段说：
苦痛比死还可怕，这是实在的事。十多年前，有一个远房伯母，十分困苦，在十二
月底想投河寻死，（我们乡间的河是经冬不冻的，）但是投了下去，她随即走了上来，说
是因为水太冷了。
这就是我所谓“冷”。他是准备发笑的，可是笑到喉头就忍住了。有时
候他也忍不住，要流露在面孔上来，比方他批评反对泰戈尔来华的人说：
这位梵志泰翁无论怎么样了不得，我想未必能及释迦文佛，要说他的演讲于将来中
国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我实在不能附和，——我悬揣这个结果，不过送一个名字，刊几
① 周作人的作品。
篇文章，先农场真光剧场看几回热闹，素菜馆洋书铺多一点生意罢了，随后大家送他上车
完事，与罗素、杜威（杜里舒不必提了）走后一样。然而目下那些热心的人急急皇皇奔走
呼号，好像是大难临头，不知到底怕的是什么。
这里他虽然好奇似的动了一动，却是还保存着一种轻视的冷静。
作者的心情很清淡闲散，所以文字也十分简洁。听说周先生平时也主张
国语文欧化，可是《雨天的书》里面绝少欧化的痕迹。我对于国语文欧化颇
甚怀疑。近代大批评学者圣伯夫（Sainte Beuve）说《罗马帝国衰亡史》著
者吉本（Gibbon）的文字受法国的影响太深，所以减色不少。英、法文构造
相似，法文化的英文犹且有毛病。中文与西文悬殊太远，要想国语文欧化，
恐不免削足适屦。我并非说中文绝对不可参以欧化，我以为欧化的分量不可
过重，重则佶倔不自然。想改良国语，还要从研究中国文言文中习惯语气入
手。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的作者
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
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我们姑且在《雨天的书》中择几
段出来：
我从小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后来又想溷迹于绅士淑女之林，更努力
学为周慎。无如旧性难移，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检阅旧书，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
之气。呜呼，我其终为“师爷派”矣乎？虽然，此亦属没有法子，我不必因自以为越人而
故意如此，亦不必自因其为学士大夫所不喜而故意不如此。我有志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
容我不为浙人，则我亦随便而已耳。——《雨天的书》第5 页。
妻同我商量，若子的兄姊十岁的时候，都花过十来块钱，分给佣人并吃点东西当作
纪念，去年因为筹不出这笔款，所以没有这样办，这回病好之后，须得设法来补做，并以
祝贺病愈，她听懂了这会话的意思，便反对说，“这样办不好。倘若今年做了十岁，那么
明年岂不就是十一岁么？”我们听了，不禁破颜一笑。——第33 页。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
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
偶然间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甚适宜；喝茶时可吃的
东西应当是清淡的茶食。？ 。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
重汤燉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为堂倌所独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种茶干，今变而
为丝，亦颇与茶相宜。——73 页至 74 页。
稍读旧书的人大约都觉得这种笔调，似旧相识。第一例虽以拟古开玩笑，
然自亦有其特殊风味？吴稚晖的散文的有趣，即不外乎此。现在我们不必评
论是非，我们只说这种清淡的文章比较装模做样佶倔聱牙的欧化文容易引起
兴味些。任凭新文学家们如何称赞他们的“创作”，我们普通的读者只能敬
谢不敏的央求道：“你们那样装模做样堆字积句的文章固然是美，只是我们
读来有些头痛。你们不能说得简单明了些么？”
文学家们也许笑我们浅陋，顽固，但是我们都不管，我们有许多简朴的
古代伟大作者，最近我们有《雨天的书》，——虽然这只是一种小品。
原载《一般》第1 卷第3 斯，1926 年11 月，据《朱光潜全集》（8）
替诗的音律辩护——读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后的意见（作者附记）
作史都不能无取裁，胡适之先生的《白话文学史》像他的《词选》一样，
所以使我们惊讶的不在其所取而在其所裁。我们不惊讶他拿一章来讲王梵志
和寒山子，而惊讶他没有一字提及许多重要诗人，如陈子昂，李东川，李长
吉之类；我们不惊讶他以全书五分之一对付《佛教的翻译文字》，而惊讶他
讲韵文把汉魏六朝的赋一概抹煞，连《北山移文》《荡妇秋思赋》《闲情赋》
《归去来兮辞》一类的作品，都被列于僵死的文学；我们不惊讶他用二十页
来考证《孔雀东南飞》，而惊讶他只以几句话了结《古诗十九首》，而没有
一句话提及中国诗歌之源是《诗经》。但是如果我们能接收他的根本原则，
采取他的观点，他的这部书却是中国文学史的有价值的贡献。他把民间文学
影响文人诗词的痕迹用着颜色的笔勾出来了。尽管有许多人不满意这部书，
这一点特色就够使它活一些年代了。但是我们看，他的根本原则是错误的。
他的根本原则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做诗如说话”。这个口号不仅是《白
话文学史》的出发点，也是近来新诗运动的出发点。《白话文学史》不过是
白话诗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就许多事件说，做诗决不如说话。在这篇文
章里我把“做诗不如说话”的理由说出来，以就教于胡先生和一般讲诗学者。
——选自《诗论》1984 年7 月三联书店版
读《委曲求全》
在这个年头，写戏和演戏都是同样的费力不讨好。写了戏不一定有人去
排演，排演了不一定有人去看，就是有人去看，也不一定有人能欣赏。这都
不能不叫从事新剧运动的人们扫兴。
原因本来很简单，任何一种文艺上的新趣味，如果要在民众中间长得根
深蒂固，都得有长时期的培养。话剧的爱好在目前中国不能不算是一种新趣
味。作戏者和演戏者不但要创造他们的作品，还要创造能欣赏作品的群众。
就现势看，这种群众的产生还似乎遥遥无期。一般人看不起新剧固不用说，
就是从研究易卜生萧伯纳而养成戏剧趣味的人们也往往还在留恋皮黄和昆
曲，宁愿花两三块钱去听程砚秋或是韩世昌，不肯花六毛钱去看小剧社或是
旅行剧团的表演。他们总觉得旧戏的趣味比较浓厚。有一般人看到这种情形，
便替新剧的前途抱悲观，甚至以为旧戏不打倒，新剧就永不能抬头。其实这
都是过虑。拿西方的歌剧与话剧比较看，我们相信话剧比歌剧得到较大的听
众，不但是可能，而且是于理应然。我们并不必菲薄旧戏，它和话剧的着重
点本来不同，正有如西方的歌剧和话剧的着重点不同一样。现在一般人欢喜
听旧剧而不欢喜看新戏，是因为旧戏有较悠久的历史做后台，而新戏却还在
开荒。在开荒工作未完成以前，话剧的作者和演者还得站“在一种相当的寂
寞里”，像李健吾先生所抱怨的。
这种寂寞终久是会打破的。单说表演，我相信在经过同样的训练之后，
中国人的能力决不在西方人之下。十年前我在上海看过洪深先生所导演的《少
奶奶的扇子》，比后来我在伦敦所看到的原文表演，还来得更淋漓尽致。当
时上海的听众也非常踊跃，买不着座位的人往往求人说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