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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须经全院会员审定，才出版。凡是书籍一经法兰西学院审定，便声价十
倍，所以非会员也往往进呈著作，请求审定。此外院中会员又常分工研究古
今名著，发行论文。他们对于国语的标准也极力注意厘定。开全院会议讨论
如果没有解决，就特别组织委员会去研究，其审慎可想而知。因此，法兰西
学院成为学术界的掌权衡的机关。各种学问都赖他们定标准。他们有左右舆
论的能力，无形中一般法国人的文学见解都受法兰西学院指导。学术上因而
有公是公非。阿诺德也是极力主张学术应有中心和标准的，所以把法兰西学
院的制度介绍给英国人知道。但是他又预料这种学院决不能在英国成立，纵
使成立，也决难收好效果，因为英法两国的国民性根本不同。英国人魄力
（energy）有余而智力（intelligence）不足，法国人智力有余而魄力不足。
英国人笨滞，法国人灵活。英国人重力行，不欢喜分析学理，法国人对于事
理锐敏精审，锱铢必较，容不住丝毫苟且。英国人只在道德方面有所谓良心
（ conscience ） ， 而法国人则于理智方面亦具良心（ intellectual
conscience）。因为有理智的良心，法兰西学院所以成立。英国人因魄力强，
重视自由，所以不乐有学阀束缚。凡诗尚魄力，散文尚清醒；诗尚自由想像，
而散文尚精确推理；诗尚天才而散文尚规律。学院虽能保存规律，而对于天
才则不免约束。法国有学院而英国无学院，所以法国以散文胜而英国以诗胜。
阿诺德生平最大目的在攻击腓力斯人。“腓力斯人”这个名词是德国诗
人海涅创用的，而流行于英文中则从阿诺德起。所谓腓力斯人是愚而好自用
的人，是头脑顽钝、新思想不能渗入的人，是一味反对自己所不懂得的学理
的人，是道听途说，不穷其究竟的人。阿诺德所下的定义是“光明骄子与思
想功臣的仇敌”。他把英国人分成上中下三级。上级是“ 蛮方人”
（barbarians），安富尊荣以外，别无他求；中级就是腓力斯人，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以为天地间只有英国的文物政教是好的，用不着再谋进步；下级
本也可以叫做腓力斯人，为区别起见，阿诺德称他们为庸俗人（populace），
他们的特点在“行其所安”（doing as one likes），不顾全局。这三级的
共同点是安常守旧，思想不灵活。英国人何以这样缺乏灵活的智力呢？安诺
德归咎于过分的犹太化（Hebraised）。中国学者从来好讨论知与行的关系，
这个问题在西方也是一个辩论的焦点。英国人看重行不看重知，阿诺德则看
重知不看重行。他把西方文化分成希腊主义（Hellenism）和犹太主义
（Hebraism）两个成分。这两个成分根本不同：希腊主义重知，犹太主义重
行；希腊主义重学问，犹太主义重道德；希腊主义求识觉之自由生发
（spontaneity of conscicusness），犹太主义守良心之谨严（strictness of
conscience）；希腊主义以世间极恶为蒙昧（ignorance），犹太主义以世间
极恶为罪过（sin）。综此诸因，犹太主义产生世间极虔诚的宗教，希腊主义
产生世间极灿烂的哲学。阿诺德以为文化在趋赴完美，希腊主义与犹太主义
不可缺一，缺一则流于畸形发展。盎格鲁萨克逊民族都偏于犹太化，缺乏希
腊化。英国固然，美国亦复如是。法国学者勒南（Renan）批评美国说：“像
美国一类的国家盛倡普通教育而无郑重的高等教育，将来智力平凡，习俗劣
陋，精神肤浅，普遍学问缺乏，必贻无穷之后悔。”阿诺德引这段话，谓为
知言。一言以蔽之，英美都难免为腓力斯气所征服，非极力提倡希腊主义。
而这种责任就是批评学者的责任。
《批评论文？第一集》以1865 年出版。到1888 年他又出了一部《批评
论文？第二集》，第一集所载的是广义的批评，大半讲欧洲思潮和学风，第
二集所载的是狭义的批评，专讲文学，其中除《托尔斯泰》，和《阿米儿》
（Amiel）两篇以外，都是讨论英国诗人，如《弥尔顿》、《格雷》、《济慈》、
《华兹华斯》、《拜伦》、《雪莱》，等篇。第一篇为《诗学研究》（The Study
of Poetry），最为重要。在这篇文章里阿诺德提出一种衡诗的标准。他说衡
诗最难免除两种错误。第一是历史的错误（historic fallacy）。一篇诗在
文学发达史所占位置或颇重要，而就诗论诗，不必是一篇杰作。学者往往把
历史的重要和诗的本身价值混为一谈，就犯了历史的错误。（比如《柏梁》
章开中国联句倡和之始，以历史的眼光去看，这诗很重要；而就诗论诗则实
无足取。）第二是私见的错误（personal fallacy），人人都有偏见和癖性，
阿其所好，伐其所异，就犯了私见的错误。比如约翰逊自己是保皇党，论弥
尔顿便不免攻击他的革命主张，自己是古典派，论格雷便不免厌恶他的浪漫
色彩。大约批评古人最易犯历史的错误，批评近人，最易犯私见的错误。要
免除这两种错误，阿诺德提出所谓“试金石主义”（the touchstone theary）。
通常试金的质，以试金石摩擦之，看它的痕纹如何。阿诺德以为鉴别诗的优
劣也要有一种试金石。这种试金石是什么呢？就是大诗人的名句，他从荷马、
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诸人作品中选出几段实例，遇着一首诗，拿它们去
比较，就可以见出高低。所比较的诗尽管风格性质完全不同，但是如果是上
品诗，一定都含有同样的“高度严肃”（high seriousness）。他拿这种眼
光去评英国诗人，只取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数人，像乔叟（Chaucer）德莱顿
（Dryden）彭斯（Burns）一般人都被他指摘了。我在上面说过，阿诺德因受
牛津的影响而过信权威，他的“试金石主义”就是一个例证。这种主义固然
含有若干真理。但是文学是创造的，新的作品和古的作品总不免各具特殊风
格，难相提并论。古人名句究竟能做衡诗的标准么？我们总不免怀疑。
《批评论文》集和《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两书以外，阿诺德尚著有《论
翻译荷马》（On Translating Homer）与《凯尔特民族文学研究》（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诸书。但在批评学史上的位置，这些宏篇巨制还不如他
在1853 年做的那一篇寥寥数千言的《诗集序》（Preface to Poems 1853），
在这篇序里他反复推论做诗选择材料的问题。
西方文学史上一个大悬案就是材料（matter）与形式（form）孰为重要。
从亚理斯多德至十八世纪，学者都以为伟大作品必有伟大事迹做材料。这种
主张证之文学史的前例也不无根据。从前最好的史诗和悲剧都是叙述伟大人
物的伟大事迹。到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风行，诗人乃推翻前说，以为任何
材料须经艺术家熔铸，赋以特别形式以后，才成艺术。所以艺术之所以美，
在形式不在材料。小题目也可以做出大文章来。
阿诺德是一个站在浪漫主义潮流中而崇奉古典的人，以为诗人第一任务
就在选择可歌可泣的伟大事迹。人类有几种根深蒂固的基本情感，与生俱来，
与生俱去，不随时代变迁，也不随境遇变迁。诗人要能感动这种情感，才有
永久性与普遍性。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智愚贤不肖，都能领略它，欣赏它。
所谓伟大事迹就是能感动基本情感的事迹。希腊大诗人都能抓住伟大事迹，
所以他们的著作到现在还是一样惊心动魄。读希腊悲剧或史诗，斟字酌句，
不必有何奇特，但他们所生的总印象（total impression）是不可磨灭的。
上乘文学作品的佳胜处都在总印象而不在一章一句的精炼。近代文学家不能
抓住要点，只于形式方面做雕刻的工夫，所以拆开来看，虽是琳琅满目，美
不胜收，而合观其全，则所得的总印象甚为淡薄。比方济慈的《丁香花盆》
（Isabella or Pot ofBasil）一首短诗里所含佳句比索福克勒斯悲剧全集还
要多，而论诗的价值，则索福克勒斯比济慈不啻天壤悬殊。阿诺德说这全是
由于古人注意全局（whole），今人注意部分（parts）；古人力求伟大事迹，
今人力求美丽辞藻；古人目的在激动基本情感，今人目的在满足飘忽的想象。
阿诺德力劝初学者多读古人名著。寝馈既久，便自能于无形中吸收其神韵，
浸润其风格。近代作品多未经时间淘汰，好比衣服样式，只是一时新，过时
便沉到败纸堆里去。在这种著作中费时间，不特徒劳无补，而且走入迷途，
到结局只落得头晕目眩。
阿诺德虽不绝对主张伟大事迹须从历史上搜求，却深信选历史的事迹比
选近代的事迹较易抓住永久的普遍的情感，不至于为一时飘忽的风尚所迷
惑。选过去史迹作文学材料，难在不易明瞭古代生活习惯。阿诺德以为这也
无妨，因为诗人所描写的是内在的永恒的情感，而生活习惯只是外表的时常
变化的。
选自《我与文学及其他》，据《朱光潜全集》卷3
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
从前中国谈诗的人往往欢喜拈出一两个字来做出发点，比如严沧浪所说
的“兴趣”，王渔洋所说的“神韵”，以及近来王静安所说的“境界”，都
是显著的例。这种办法确实有许多方便，不过它的毛病在笼统。我以为诗的
要素有三种：就骨子里说，它要表现一种情趣；就表面说，它有意象，有声
音。我们可以说，诗以情趣为主，情趣见于声音，寓于意象。这三个要素本
来息息相关，拆不开来的；但是为正名析理的方便，我们不妨把它们分开来
说。诗的声音问题牵涉太广，因为篇幅的限制，我把它丢开，现在专谈情趣
与意象的关系。
近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