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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垣：碰见过。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中我都碰见过！从我提出这个观点到现在，已经十五、六年了。在这期间我写了很多文章，做了上百场报告。（杨：嗯。）包括在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在我做报告的时候他们都是鼓掌的，都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在他们具体做的时候，没有人按照这种观点去做。（杨：为什么？）这个“批租”啊，说白了，既有大官儿的利益，也有大款儿的利益。现在中国已经到了……不是去看一个观点到底对不对，而是看这个观点对他有利还是没利了！
杨林林：唉……！不少人已经是越来越“见利忘义”了？
刘福垣：是啊。我还搁这儿傻说呢。我走到各地都讲。有机会就讲！我不是吹牛，我在哪儿讲课，都是掌声不断，笑声不断，一致拥护。（杨：这个我信。）我的书放在走廊里，等我讲完了，马上这书就一抢而空！经常是这样的。（杨：因为你讲得透。）一个是透，另外是大家有同感。哎！但是当某个干部在台上的时候，他明知道我说得对，可他也要看领导脸色，还要看某个决策对他自己升官儿是否有利。
杨林林：您说的很实在。
刘福垣：所以现在就象当年马克思说的，现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已经不是……现在连有些经济学家都拿“分成”了是吧？我们这些人都是“毛”啊，附在哪张“皮”上呢，他就代表哪张“皮”的利益，就说哪个“皮”的话。有些经济学家之间争得一塌糊涂，实际上背上都代表着不同的“皮”呢。所以都成了背后那张“皮”的“托儿”了。所以很多学者是这样、官员也是这样。人家代表人家那个阶层、人家那个集团的利益！所以既然你搞了市场经济，有了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想要社会不分层也不现实。作为学者，我们也不能对这个事儿痛心疾首，要求人家都跟咱们想法一样。不过我们在潜意识里，代表了更多一些人的利益就是了。现在咱们探讨的这些事情，人家并不是不知道。有些领导刚下台，观点马上就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