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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海丁去了图书馆找了些书。
乓：我想我真的被我们小组里的那个瘾君子迷住了。
啪啪啪，球弹出桌子掉到地上。“你在说什么，什么瘾君子？”
我想最好还是显得自然些。“没什么，”我说，弯下腰捡球，“你知道，只是种感觉，很快就会过去了。”
他狐疑地打量着我，“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吧。”他的英国口音为他的话平添了一些威严。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什么都不会发生的，真是感觉奇怪而已。他一团糟，我不可能和他卷到一起的；况且他也根本不可能迷上我，他只是比较友好而已。”
我们离开，径直回家。
“我会监视你的。”他警告道。
我趁海丁洗澡时，把那张纸条藏进钱包。想到它就在那儿，我心里有点蠢蠢欲动。
我电话上有条留言。“是我，格瑞尔。听着，既然明天是周五，我们又没什么事要做，不如放一天假，就当是我们的心理健康日吧。如果你同意的话给我电话。”
我和海丁把晚上的时间都花在了阅读上。他读诗歌，“天哪，我搞不准在我们这种清醒早期是不是该读安妮•；塞克斯顿 Anne Sexton，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女诗人，抑郁症患者。的诗。”他评论道。
我读着一本平装小说。我每页必须得读两次，因为我根本集中不了注意力。十点时，我们关灯睡觉。但我至少有一个小时睁着眼，脑子里一遍遍回映福思特递给我电话号码时的情景。
突然我灵光一闪，我想起我根本没看到他在小组活动时写那个号码，那他一定是活动前就写好的了。这意味着他在活动外至少都想我一次；这意味着不管是有意识还是下意识，这都可能影响到他选择穿什么衣服来；这意味着那件紧身白T恤是特意为我穿的。有时候人们把男同性恋比作十几岁的小女孩，他们是对的。我想原因在于男同性恋们在中学时还不会表达那种异样的情愫。我们一直压抑自己，直到成年后才学会胡思乱想，分析谁穿了什么白T恤，为谁而穿……
“你睡着了吗？”海丁轻轻地问。
我咕咕哝哝，装作几乎已睡着了。最好还是自己留着这些迷思吧，况且，在复原院时，没人说心怀幻想有什么错。
“我不知道，我只是心神不安。”
我在电话里和皮格海德说。我打电话是想问问既然我有天假，他想有什么安排。“你发烧了？”
他开始打嗝。“没有，就是有点……”他又打嗝。“我老是忍不住打嗝，”接着他承认道，“我是有点发烧，头有点晕。”
一刻钟后我已经出现在他的家里。他看上去很糟糕，脸色苍白，不停出汗，打嗝不止。“你得打电话给你医生了。”
“我已经打了，”他说，“她出城了。她的信息中心在尽力找她，让她给我回电话。”
维吉尔呼呼喘着粗气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仿佛暴风雨正在逼近。“你能带维吉尔出去散散步吗？我今天还没带它出去呢。”
马上要中午了。皮格海德通常上班前七点时带他出去，即使休假时也如此。
我把维吉尔带了出去。他脚一落在马路沿上，就抬起腿来撒尿，他几乎撒了有二十分钟。我带着他绕着街区溜。我突然发觉我有点恐惧，接着我意识到是因为我从皮格海德眼里看到了前所未有的东西：害怕。
回到公寓后，皮格海德发誓说他很好，他只要休息一下就行。他对我说我没必要再留着照顾他，他需要什么可以自己打电话。我离开了，但是回家的一路上有种不安的情绪笼罩着我，挥之不去。
我到家时海丁正往杯子里倒开水，“这么快就回来了？！你朋友还好吧？喝点茶？”
我靠在水槽上。“我不知道，很奇怪，皮格海德从来不生病。”
“但是你说过他得了艾滋病。”
“不，他只是HIV阳性，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艾滋病。我是说，他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病状，感冒都没得过。”
“好吧，可能不过是个感冒；但是你不能否认，那也有可能……”他绕着圈子说道，“那可能意味着更多……”
他的话重重地落到地上，发出巨响，以至于我们都沉默无语了。我绝不允许自己，哪怕只是想像一下那种可能性。
最后，我说，“现在我们有新的艾滋病治疗方法了，不像从前了，现在我们有办法了。”我这么说时，我发现我声音里有种我向客户推荐他们根本不想要的广告时的腔调——我在兜售。
海丁笑了，吹着他的茶。
“太烫了？”我说。
他点点头。“哦，对了，你的那个治丧人朋友打电话给你了。”
“吉姆？什么时候？”
“你在皮格海德家的时候。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了。”
“没关系，我待会儿打给他。”
“他说他一定要和你谈一下。”
某种渴望一闪而现。要在以往，我可能会说我想喝一杯，但是现在我只想能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我要忘掉皮格海德和他的打嗝。我给吉姆回去电话：“什么事？”
“我遇到了一个人。”他说。他总是遇到一个人，他的一个人通常持续一个星期，或者持续到他终于承认他是干哪行的那天，而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哦，是吗，她怎么样？”我问。
“她很棒，”吉姆说，“一个电脑程序员，而且她身材很火辣。”
他们是在东乡村的一个叫乌鸦的昏暗忧悒的哥特式酒吧里遇到的。那种酒吧总让那些只习惯夜间活动的夜猫子趋之若鹜。
“你们俩出去……”我想说白天也出去吗，但是还是改口说成，“一起吃晚饭或干别的？”
“是的，我们已经成功约会三次了。你猜怎么着？”他兴奋地说，“她知道我是干什么工作的了。”
“吉姆，你确信她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吗？”
“是的，”他有点生气，“我确信。”
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一幕场景：一个长黑发和黑指甲的脸色苍白的女人，身穿黑色蕾丝，浑身颤抖地把她自己交付给一个治丧人；然后一辆黑色灵车在偏僻的高速公路上呼啸而过，锡罐子们在车后迎风飞扬，车后窗玻璃上有个用剃须膏写的标语：我们结婚了！
“听起来不错。”我说。
“我们打算今晚去那家酒吧喝酒。我想知道你愿不愿意来，这样你也能见见她。”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害怕。我想起我在复原院里雷对我说的话：如果你走进一家理发店，你迟早会剪头发的。所以不要去酒吧，想都不要想！
“吉姆，我真的很想见见她，但是我真不该再去酒吧了。”
海丁从他的书里抬起头。
“哦，实际上不是酒吧，其实算是家餐馆。他们是有吧台，不过基本上算餐馆。”
海丁注视着我，眼睛在说，怎么了？
我想到如果我不去，我太不够意思了；而我一意识到我在做什么，我就知道我会没事的。“几点？”我问。
海丁张大嘴，眼睛难以相信地盯着我。
“八点。”
“好，告诉我地址。”
“你疯了吗？”我挂断电话后，海丁问。
“那不是酒吧，是餐馆。”
“是家有酒吧的餐馆。”他辩论道。
“听着，我会没事的。我只是走进去，见见那个哥特女孩，喝杯矿泉水，然后离开。”
海丁露出一副不信任的家长相。他不用说话，只消用表情就让我感觉到这一点。
《深度郁闷》第三部分第六章 英国人的入侵（三）
餐馆在伍斯特街上。因为它独特醒目的外观从一个街区外看都能鹤立鸡群，所以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它。它那两扇巨大的法式大门向人行道敞开着，长而厚重的红天鹅绒门帘从每扇门悬垂下来，在夏日夜晚温热的微风里摇曳着。餐馆内如此昏暗以至于我的眼睛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我呆呆地站在这未知的空旷里。渐渐地，它向我展现了它的面目：一座造价不菲的吧台从大门边展开，一直延伸到仿佛几里之外的黑暗中；低矮的摩洛哥式桌子在改造过的阁楼空间里四散开来；惟一的光亮来自桌子上和吧台上的蓝色玻璃球里的蜡烛；吧台后面是自上而下排列整齐的五颜六色的酒瓶，看过去像上等艺术品。
它们美得让人凝息。看着它们，我心中充满了渴望。这不是普通的渴望，是一种浪漫的渴望。因为我不仅仅只喝里面的酒，我真的还很喜欢那些瓶子。我毅然决然地转过身不看它们。
两个女人交叉着腿靠着桌子，坐在旁边的织锦软垫上，每人面前摆着一杯充满异国情调的蓝色的酒，她们烟灰缸里香烟的烟气像眼镜蛇一样袅迤向上；角落里一个穿西装的高个男人正跟一个年轻女人窃窃耳语；四台巨大的叶片厚重的吊扇在我头顶蹒跚转动，我这才意识到今年曼哈顿比较流行吊扇。我站在那里，仿佛身处1943年的马达加斯加的一家专为间谍开的酒吧。
吉姆正背对我站在吧台前，兴致勃勃地和一个女人说着话。我如释重负，小心地避开那些软垫、矮桌或其他一些没看到的东西，慢慢走向他们。这里是天国之境，而我只是来小做拜访。我将坐在地板上，而不是云上。
“嘿，伙计，”吉姆一看到我就欢快地叫道，“该死的，你看上去焕然一新嘛，真不错。”他喝着伏特加，瞪大眼睛。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见到他了，我从未在清醒之时见过他。此刻在这一百多瓦的清醒之灯泡的光辉照耀下，他使我想起了一具火车残骸。
他把我引向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