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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思汉军其初本系汉人，有从龙入关者，有定鼎后投诚入旗者，亦有缘罪入旗、与夫三藩户下归入者，内务府、王公包衣拨出者，以及招募之炮手，过继之异姓，并随母、因亲等类，先后归旗，情节不一。其中有从龙人员子孙，皆系旧有功勋，历世既久，无庸另议更张。其馀各项人等，……如有愿改归原籍者，准其与该处民人一例编入保甲……。
在这里，特别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这次的措施，虽然表面上是为了〃联意欲稍为变通，以广其谋生之路〃的社会经济问题上的目的，但是联系上举其他迹象而看，内中实际还是包括着政治、民族等政策方面的用意。其二，〃上谕〃虽然说明〃不愿出旗仍旧当差者听之〃〃仍询问伊等有无情愿之处〃，并且特别表示〃并非逐伊等使之出旗为民〃，可是结合八年四月〃谕汉军同知、守备以上毋庸改归民籍〃的命令而看，这一场文官同知、武职守备以下的逐旗为民，实在是规模非常巨大的一次旗员分化，那意义是，官方不但承认了这种日益分化的趋势，而且明令规定以实现之、促进之。其三，乾隆列举了那许多种汉人归旗的旗人，虽然特别把〃从龙人员子孙，旧有功勋，历年久远〃的这一类分出来另论（这就是包括内务府包衣人而言），以示与一般汉军不同，但是，他称呼内务府包衣为〃汉军〃，这不仅是认识上、名词上的淆乱（注：以内务府旗汉姓人为〃汉军〃，乾隆以前罕有此种讹误。从乾隆以后，逐渐混淆不清，连旗人自己也沿用这种误称了。但〃内务府旗汉姓人〃和〃汉军〃在制度上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身份殊异，在研究旗人时最应注意分辨。参看杨钟羲《来室家乘》叙其先世本为内务府旗，因召见时不善满语，奉旨贬入汉军旗的事例。（在历史上，仅康熙时三藩期间曾有把个别汉军安插于内务府当差的事例，雍正时编整汉军时曾以内务府包衣人拨补其上三旗的不足数额。）关于这一点，有两种情况应该说明：一种是根本不清楚这种区分的，误认曹家为隶于〃汉军旗〃；一种是以为内务府的汉姓既可称〃汉军〃，又可称〃满洲〃，〃实质上完全一样〃，而且说，这样使用名词，〃丝毫不发生混淆〃。但这后一主张是想拿较晚的误称事例来说明问题的，殊不知这正是混淆以后的情况。我们不应当以误证误。更重要的是，我们承认历史上有混称之事例是一回事，研究辨析它们的异同则是又一回事，而这后者才是我们的责任。），而且也说明了他在〃思想感情〃上已不把这些老早合入满洲、世代隶属满洲旗下、满化既深且久的奴仆们再当〃自家人〃看待，而要归到〃汉军〃范围以内去计算了。这一点，无疑也反映了包衣人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分化因素。
在这同时期的另一方面，如上所说，乾隆上来就整顿旗务，修辑满洲《通谱》，然后就开始定出满洲郎中保道员，满洲进士准许选任知县，奉天州县选用旗员，宗室准取进士等规例；屡次谆嘱宗室、八旗人等〃亲亲睦族〃，提倡满洲旧俗遗风，并〃御制〃《盛京赋》以发满洲的〃祖宗之心〃……。一系列的事实，都证明乾隆自己确是在极力制造满、汉和旗、民之间的轸域。用满洲为府县亲民之官的新办法，使给事中杨二酉十分忧虑，上疏谏议；接着，便发生了杭世骏的事件他因为考选御史，在时务对策中表示了〃意见不可先设，轸域不可太分，满洲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仅什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的意见，乾隆乃斥杭世骏为〃怀挟私心，敢于轻视（满洲）若此！〃交部严议，结果竟然因此革职。这是清代历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注：参看龚自珍的《杭大宗逸事状》：〃大宗下笔为五千言，其一条云：'我朝统一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是日旨交刑部，部议拟死。……乙酉岁纯皇帝（乾隆）南巡，大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湖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其文极冷隽深刻之致。杭世骏所以为乾隆所恶，也因为他曾反对屡次南巡。）。 但是事件并不像封建统治者所设想的、设计的那样单纯，他的种种处心积虑、设阈防闲，都不能阻止满、汉两大民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汇合的趋势，对满人的优待、偏袒的措施也并不能消除他们对当前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不满和憎厌，这后者也就是满洲、汉族汇合的共同思想基础之一。到乾隆二十年三月，胡中藻、鄂昌一大案件，典型地说明了这种情况。
胡中藻，广西人，是故相满人鄂尔泰的门生，累官内阁学士，时为湖南学政，所著《坚磨生诗钞》，被乾隆细加挦撦，从书名到字句，一一吹求，认为皆含讥刺怨怅，对国号、对时政，都肆为诽谤，连他所出的考题《乾三爻不象龙说》也解释为是对〃乾隆〃谐音廋义式的低毁（等于说弘历是〃望之不似人君〃了！），而鄂尔泰之侄鄂昌，身为〃满洲世仆〃，曾官居广西巡抚，不但对广西人胡中藻的〃悖逆〃不加纠举，反而〃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是为罪不容诛。结果胡中藻以〃违天叛道，覆载不容〃被杀，鄂昌以〃负恩党逆〃勒令自裁（当时的说法，是〃赐自尽〃）。在此案内被挂累的还有宗室诗人塞尔赫的《晓亭诗钞》。因此传谕八旗：〃务崇敦朴旧规，毋失先民矩矆；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作，侈口吟咏，自蹈嚣陵恶习者，朕必重治其罪！〃及胡、鄂一案既结，又下了一道命令，说道：
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即欲通晓汉文，不过于学习清语技艺之暇，略为留心而已。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恶习！……（鄂昌）又以史贻直系伊伯父鄂尔泰同年举人，因效汉人之习，呼为〃伯父〃，卑鄙至此，尚可比于人数乎！？此等习气，不可不痛加惩治。嗣后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著通行晓谕部院八旗知之。
从此，八旗满洲连作诗学文也要犯罪，和汉人文字往来、朋友交契、论弟称兄，都是〃国法〃所不容了！
请看，封建统治者就是这样地摧残文学活动、挑拨离间满、汉人之间的关系。例如满洲人舒坤在批注《随园诗话》时就说过：〃时帆诗才，为近来旗人中第一。尝以京察引见，高宗（乾隆）恶其沾染汉人习气，不记名。〃时帆，即内务府包衣旗人蒙古法式善，是旗人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其实，要讲〃沾染汉人习气〃，那乾隆本人应该是毫无愧色地身居天下第一，他无时无地不在题诗作字，笔墨遍处濡染，古人字画卷轴上，名园湖石山坳里，都有他的〃疥壁〃的御笔宸翰。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了。
上述的这类事实，过去的历史家能够注意的，大都也只作为片面强调清代满、汉民族矛盾、旗人压制汉人的迹象和事例来看待，而往往忽视了这些迹象的内在真实意义，不能从八旗满洲集团内部分化以及满汉汇流的更重要的一方面来理解历史，因而也就难以解释在乾隆死后的十多年上、嘉庆正在申禁宗室、觉罗人等与汉人结婚的时候，就发生了〃林清犯阙〃的大事变（注：在前此（嘉庆八年）已有〃孤身男子〃御厨子满洲人陈德（一作成得）持刀〃犯驾〃的〃异事〃发生了。陈德即八卦教徒。）畿南的八卦教首领林清，联合了滑县的教首李文成，获得了汉军旗人曹纶、曹福昌父子的策应，并有宫内太监刘得才、刘金、张太、阎进喜等多人和御书房的苏拉（白身闲散满洲人供役者）作为内应，仅数十人就打入皇城，直指大内。这事件，虽然计划欠周，行动过于草率，也竟使皇室王公近侍等竭二日一夜之力，才搜捕〃平定〃，统治宝座几乎一旦倾覆，震动远近；以致嘉庆（起初都不敢再回到北京来了）下〃罪己诏〃，不得不承认说出〃寇贼叛逆，何代无之；今事起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