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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岁/脚下的楼梯有些松动/被夹了一个脚址头/送到附近的精神医院/三十一岁/没有理由再拖下去/我在附近的郊区医院做了一次人流……
不必等到纲领的颁布我指的是“下半身”的问世。“下半身”作为新世纪诗坛惟一新起的具有流派意义的团体面对的是一份先天的尴尬，一方面它具有理论上的先锋性（这无可否认），另一方面它的存在方式在个人写作已成共识和普遍经验的年代里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背时性。对身在其中的巫昂来说，沿着“纲领”的方向所写下的作品几无成功，好在这样的尝试在她的作品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是外在大环境的改变给她的诗带来了什么，与“北帮”（所谓“北师大帮”的简称）的友谊进而与“非非”、“他们”部分诗人的友谊使她暗中为自己的作品找到大致的坐标系。两年来，她的写作在找到自我回到个人的方向上成熟得很快，在我看来，她具有代表性的成熟之作都跟她的过去有关，她的文化她的修养这一切并未在一夜之间被取消。不管她写什么，巫昂都表现出了一种天然的形而上的气质，这确保了她作品中的一种品质。她的作品从不回避自己生命中的故障与问题，也没有一般女诗人的矫作与粉饰，有着一种难言的疼痛感但又不是哭出来的。我总觉着巫昂不像是“70后”的诗人，她像是谁派来的一个人，来把唐亚平或是唐丹红无法完成的某一部分东西写出来。在读到尹丽川的代表作之前，我曾说过“巫昂是70后惟一的女诗人”，现在又来了一个晶晶白骨精。但在作品的扎实性和状态的稳定性上，我仍然对巫昂报有最大的信心。
七十五岁/孙子在门前摔了一跤/和媳妇反目成仇/八十八岁/在一夜无眠后/终于下定决心……
我想巫昂能活到九十岁，写到八十岁，成为一个祖母级的女诗人，将来在一本真正的回忆录中写到我们大家。为什么？她所有的诗加起来就把自己生命中的问题写完了，这样的诗人长命百岁。另一个原因：我看着像。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回来吧！阿斐
商业支撑的图书市场及其导购舆论，当然要比小心谨慎的学术玩得大胆，走在前面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却给我等这类的言说者带来了一份难言的尴尬，比方说此刻，我想说出“80后”这个词，却发现它早已被人用滥，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里，那分明指的就是韩寒、郭敬明们嘛！我还没有忘记：五年前，是卫慧《上海宝贝》以及棉棉一块《糖》的热销炒热了“70后”这个词，适龄的诗人们赶紧抓过来往自个儿身上一套，确也热闹过一阵子，这么快就过去了，庸俗总会被更大的庸俗取缔转眼间，“80后”已经杀过来了！“80后”的诗人们是不是也该借此东风呢？
他们不借，我都帮他们借过来了这就是从现在开始的这个系列扫描，尴尬啊！可话又说回来，概念也就是那么一用，目的是在出人，一个过于明显的现实是：我不这么套用，那些习惯于在自己的座椅上将身子向后仰的“评论家”们，会浊眼一亮地满桌子去找他们的老花镜么？幸好，我在为了自己的写作而精心守护住的现场里，还可以为他们拎出一些人和诗。而最先被拎将出来的是第一个走进入我视野中的适龄者阿斐。
2000年冬我初上网时，就在南人创办的“诗江湖论坛”（那是“下半身”的起家之地和立身之所）上注意到“阿斐”这个名字，只见这小子在论坛上上窜下跳十分活跃，但最终让我记住其名当然还在于他的诗有一首原诗我已找不到了（经问他自己也没有保存），但诗中意思我至今记得：说的是鲁迅当年为什么老爱在国立女师大带课，目的就是为了“泡妞”，写得煞有介事、活灵活现、十分可爱。在那个世纪末的冬天，他确实让我在网上收获了一连串的阅读快感我为什么会喜欢他的诗？大概是觉得下一代的年轻人就该这么写吧，而他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我已了解的年龄段在“70后”的“下半身”的主将们做得还要出色：因为写得非常放松而又成熟老道。比如他有两首均写到“血”的诗，一首叫《红旗》：“红旗/在一根细长的铁杆顶端/迎风飘荡/我心里一热/眼睛一花：/血/沿着铁杆缓缓流下”；另一首叫《车祸》：“碾！/她在轮子底下/化成液体的/血//整整一个月/她以红斑块的形状/躺在马路旁边/任人糟踏”。
面对以上两首诗，想要领悟其好，我想无须我多言。在当年，当我更进一步地了解到它们的作者是一位年仅20岁的北京理工大学的大四学生时，感到十分惊讶！那年年底，我途经北京去大连，在“下半身”的一次宴请时见到了这位大学生，穿着朴素的一条小汉子（跟我想像中的相差不多）。那是我与“下半身”全体成员最快乐的一次聚会，席间忽然不见了小阿斐，我去厕所“走肾”时看见他在包间外客人已经走光的饭桌边坐着正跟两个女服务员聊大天他那副反时尚青年的平民主义形象我以为是能够写出更好的诗来的。
那一年，我于网上发贴时预言：“明年将是阿斐年”。
当然这最终没有能够成为现实，甚至这一年的势头在阿斐那里既没有得到保持和重现，他的写作随他本人毕业返回故里江西而陷于沉寂当时我想，这是一个年轻的诗人忽然离开青春式的“下半身”集体写作氛围而造成、从京城的热闹回到外省的孤独而造成的一种暂时性现象，作为经历相似的过来人我深知这是挺难过的一道坎儿，有一次在传统的《诗刊》上读到他写的一首一下子回归了传统的诗，我还在为他高兴：因为我体会过一个青年诗人的成长并不单单是把诗写好这个问题，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从铁板一块的诗坛下杀出来。再后来，他离开江西去了广州，在大名鼎鼎的《南方都市报》工作，还给来过一个电话，诗不多但也时常能够见到，其中也有好的，但当年那个神勇的状态、那个灵性、那股子劲却已不再已经不再是那个堪称天才的阿斐。
关于诗歌写作内部的一些问题我自认为是搞通了的：比如天才与少年，比如集体写作与青春写作，比如恒星式的诗人和彗星式的诗人……但我还是希望阿斐能够打破铁律，重新回来，作为“80后”资格最老的诗人当有不尽于此的表现！
第二部分：一本骂人的书饮者马非
时间进入到新世纪以后；某些东西确实已被无端提速，就像此刻，当我说起文学诗歌意义上的“70后”时，就像谈论已经完结的东西，就像总结。
现在我试图朝着当年去想，往最早的他们可能出现的时段里去想：记得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初，我在一些刊物上发东西时就曾遭遇过那时并不明码标出的“70后诗人”，有那么两个似乎还挺“火”所谓“火”就是已在《人民文学》那样的“头牌国刊”上有组诗发表，如今这两位小爷早已不见了，我甚至已然想不起他们的名字来，去年的某个时候，我在一家诗歌网站的诗讯栏中终于又见到其中一位的消息，说是花了好几年的功夫给某大酒厂写了一首万行长诗，得到了一千万的奖金云云……看着看着，我哈哈大笑起来。
思来想去，确实没有比我的“关门弟子”马非更早的“70后诗人”了，比他更早的就是上面这种情况了；未得“幸存”，无法“活着”。当年我从北师大毕业后回到故里西安，最先寻上门来的大学生校园诗人是与我同代的“知识分子诗人”西渡的胞弟西村（后易名达达），他是韩东早年曾经执教过的陕西财经学院的一名学生，随后他又带来了他的同班同学一边：是我当年接触的这帮年轻人里最灵的一个（当年我确实打心眼里认为他的可能性是最大的）随后，这最灵的一个又带来了最笨的一个：就是马非。当年他还不叫马非而叫王绍玉，是陕西师大中文系的一名低年级学生，当年就生了一张老脸，在1991年的一天被一边初次带到我的单身宿舍，当时一边一进门就介绍他说是某位著名诗人的侄子，年轻气盛的当年，我对“世家子弟”从不正眼相瞧，也就没有多瞧他那张老脸，只管跟一边说话、谈诗，听我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这个初来乍到的小王听着不顺耳，张口争论道：“照你说，干脆把梅花都写成梅毒算了！”听完此话，他们走后，我还就把“梅花”写成了“梅毒”，那便是后来侥幸得以发表在《诗刊》上的拙作《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
我反正是已经死心踏地要和正人君子的诗歌过不去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对方：我刚读到一边拿给我的这个小王的一组青春抒情诗式的东西（写得其实不坏），他自己拿来的新作却一下子从“梅花”跳到了“梅毒”，我喜欢这样的“孩子”：他不是那种要为嘴皮子上的真理而斗争到底宁死不屈的“对方辩友”，而是在努力寻找着能够打开自己生命的真诗，寻到了他便在暗中自认，玩将起来。小王后来给自己起了个文诌诌的笔名叫做“非也”，我说：“你叫非也不合适，你干脆叫马非（吗啡）算了。”这也表明我对他大学后期诗歌状态的一种认可，当时他欣然接受，摇身一变即成马非。
1993年夏，他大学毕业回到西宁，从此在这座寂寞的高原之城中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