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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然接受，摇身一变即成马非。
1993年夏，他大学毕业回到西宁，从此在这座寂寞的高原之城中开始了他的个人写作生涯。开始那几年我总是能够在夜深人静时接到他在酒后打出的电话，没事儿，就是想说说话，言语中透出的尽是寂寞，刚回去的时候他在那座城里想找一个认可他作品的朋友绝无可能，他也不无激愤地多次骂道：“妈的，到处都是昌耀的徒子徒孙！”1994年，他与我、严力一起出版了一本诗合集《一行乘三》之后，其人其诗也渐渐为外界所知道，但也从此背负起一个“像伊沙”的罪名（此话搁在当年可是非同小可：就跟骂你像王八蛋差不多）不论好与坏，反正说你“像伊沙”了。1999年我去北京的时候还有一圈人在这么说，这几年好像都统统闭上嘴了。马非的确不是那种早熟的聪明伶俐一步到位的才子，他是那种认准了一条道路便一门心思一根筋地走下去的汉子，由此获得的成就才更加可靠，如今他的确已经成为“70后”这个年龄段的诗人中最为稳定和最有实力的一个。
酒与诗是马非生命中两大必不可少的需要，如今他的酒名与诗名同盛，构成了他的传奇，去年夏天我去他那被誉为“夏都”的城市消暑，留下过一首《饮者马非》，录此博君一乐：“前手执空杯/后手操酒瓶/仿佛操枪/或仅是操着/自个儿的手倾倒/动作肃穆/表情混沌/我能喝的兄弟/多年以前/把大碗吃酒的风气/带到我的小屋/后来我行走江湖/在异地的酒鬼口中/听闻你的酒名/所到之处/喝倒无数/如此说来/命定与酒缘薄的我/与中国最善饮的诗人/有着漫长的共饮史/那是一些惬意的时刻/也是一些安静的时刻/饮者爱喝/自顾自喝/从不大声喧哗/这一个酒字”。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作为事件的“盘峰论争”（1）
在“九十年代汉语诗研究论坛”的发言在90年代，从汉语诗歌的内部严格来说，真正能构成并被称之为事件者惟有“盘峰论争”。如果说“朦胧诗论争”、“两报大展”是80年代汉语诗歌的标志性事件，那么90年代汉语诗歌的标志性事件则无可争议的属于“盘峰论争”。
近二十年来的历史表明，事件的发生对于汉语诗歌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明显的毋庸置疑的推动作用，这是由本土化的汉语诗歌极具中国特色的存在方式决定的，也是由诗歌在当前社会大的文化环境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它的民间性，它的地下运作的方式，决定了它在常态之下保持沉默的面孔。它因事件而开口说话，它因事件而使人们得以了解它存在的真实，它因事件而显示出这儿的空间从来不是死水一潭。事件成为汉语诗歌向前一跃的跳板，或者它一直跳跃着，是事件的镜头让我们一次看到了它所到达的远度。对更多的人来说，是事件让本不该成为秘密的东西揭开了。
“朦胧诗论争”是三个真人与上百人的论争，现在我仍然愿意满怀尊敬的提到这三位真人的名字：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他们因此而德高望重属于名至实归。我在大学做相关论文时查阅过大量资料，这上百的名单中不乏后来成为著名教授和著名学者的。“朦胧诗论争”的结果是朦胧诗被普及化了，是它最终走向传统教科书的开始。这是事件的作用，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活例，是真正的艺术最终将夺取人心的见证。我清楚地记得，在1986“两报大展”发生之后不久，一位属于北京圆明园诗社的青年诗人有过一番诚实而感慨万端的自白，他说他们当年组建圆明园诗社的时候想的是要高举《今天》的大旗，准备将《今天》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他们没有想到在外省主要是南方诗歌的发展如此之快，中国的诗歌已经走到了比《今天》更远的地方。这还是业内人士，如果没有“两报大展”，他根本就不知道南方的同行在干什么。这番话恰好是徐敬亚论断“先锋诗歌的重心已经南移”的性感注解。当时尚在北京读书的我由此觉悟到：在中国汉语诗歌的版图上连首都都是孤岛。由此你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两报大展”仅仅是数十家民间社团流派一次抽样性的作品展示，就在汉语诗歌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那么巨大的作用。
中国人习惯于膜拜历史，好像只有那过去的铭刻在碑的东西才是值得尊敬的，我不是常常也有望着先贤发黄的照片发呆的时刻么？而对眼前的现实又极度缺乏历史的敏感。我在去年春天的那个早晨在北京保利大厦门前等车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即将卷入一场言语的争斗，我必须以战士的姿态来做一次历史的抉择，我也并不敏感：中国新诗史上一个最适用于世纪之交的经典事件正在向我和我身边的人走来。当这群主要是来自外省的散兵游勇观光客般探头探脑地保持着初到北京的新鲜劲儿的时候，王家新正开着自己的私车将洋洋万言的批判材料运抵平谷县“盘峰诗会”的现场。今天已从这段历史中走出来的我，无法克制内心的感动要向如下人等表示我的敬意，他们是于坚、徐江、侯马、沈奇、杨克，他们只是到了现场才被主持人临时指认为“民间立场”一方的（像是为了主持的方便），他们面对诗歌强权与腐朽势力来势汹汹气焰嚣张的挑战，只是凭着诗人的直觉做出了自己的反应，大概除了我，这里没有天生的“好战分子”，我知道他们多少都克服了自己人性中柔软的东西，理智地选择了针锋相对，在这个复杂而微妙的时刻，是他们挺身而出扛住了汉语诗歌正在下落的闸门，让流水前行。与他们共同扛住了这道沉重大闸的是在会场之外会前会后奋而投笔的沈浩波、谢有顺、韩东、宋晓贤、唐欣、中岛。历史一样会记住这些名字，因为是他们自觉承担了对于诗歌的道义和责任，凭着他们的艺术良知，在本土化的汉语诗歌该不该向前发展独立前行、中国汉语诗歌的真相该不该大白于天下的历史关头。
在盘峰，“民间立场”有三张铁嘴：我、于坚和徐江。这三张铁嘴对付只会照本宣科毫无语言风采的“知识分子”三十张嘴也绰绰有余，有位同情“知识分子”的诗人说我们“主要是口才好”，在盘峰我们仅仅占据的是口舌的上风吗？在后来，论争移至报刊媒体，一位急着在会外站队的“知识分子”小诗人在事后总结说：“知识分子”不该用“民间”的方式和“民间”玩。他的意思是“知识分子”不擅长写檄文式的论争文字。也许他说得很对，但在后来我们仅仅取得的是笔墨的胜利吗？别骗自己了！我的“知识分子”的傻哥哥们。“盘峰论争”之前的日子多好啊！引进外资给他们自己发奖，引进外资在最权威的官方出版社出他们的书，不论何种形式的出国都是出访，“流亡者”也可以想回来就回来，用只有伪诗人才会酷爱的所谓“学术论文”的方式相互吹捧自我炒作了长达十年，他们说什么人们就信什么，他们想谁就是谁，那种主流感，那种惟一性。怀念吧，永远地怀念吧，那一去不复返的好日子。他们内部正要分封割据的时刻忽然有遭劫感，难怪西川要一声怪叫“黑社会”。此番他们失去的恐怕不止是半壁江山和他们自以为可以独霸的历史，此番他们遭遇了一个让他们坐卧不宁的坚硬的词那就是“真相”。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作为事件的“盘峰论争”（2）
穿过迷雾，“盘峰论争”最终抵达的是九十年代汉语诗歌的全部真相，并使这真相大白于天下，这是那么多的诗人用十年寂寞的奋斗共同铸就的并不喧嚣但硕果累累的九十年代，是标志着汉语诗歌在20世纪辉煌高点的最后十年，谁也不能以一己私欲而任意抹杀！“盘峰论争”的适时发生，真是天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倾向》的“明灯”将真的像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照耀我们，照耀《今天》，照耀《非非》和《他们》，照耀《诗参考》和《葵》，《锋刃》和《诗镜》，《朋友们》和《下半身》，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是这“明灯”照耀下的一片“泥泞”，这不是我的比喻，我想不出这么背时而腐朽透顶的比喻，这是程光炜教授在其编选的《岁月的遗照》一书序言中的庄严宣告。是的，我们是“泥泞”，就算我是“泥泞”也要飞起来糊住你那自封的“明灯”，这是我的脾气。而我在儿时的做法是：“我用弹弓打灭所有的灯盏/尽管我也并不喜欢黑暗”。
“盘峰论争”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提供了一份全面准确的总结，让汉语诗歌的真象大白于天下，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对于今后的。在作为基本立场的民间性、存在形式的本土化和作为艺术追求的先锋性被确立以后，汉语诗歌在新世纪的道路变得宽广开阔高迈起来。与帮气十足趣味一致非常组织化富于山头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写作”相比，“民间立场”从来就不是一个宗派和组织，甚至不是一个狭义的艺术流派。它是中国诗人别无选择的存在空间和对自身宿命的积极确认，是具有自由主义艺术家这一特征与禀赋的诗人们的集散地。“知识分子”永难理解为什么作为“民间”重镇的《诗参考》主编中岛会激烈抨击“民间”的另一重镇《1999中国新诗年鉴》。“知识分子”也永难理解在“盘峰论争”之后由“民间”诗人于坚、杨克参与编选的《作家》、《上海文学》“两刊联展”中会没有我、徐江、侯马、韩东、唐欣、宋晓贤、中岛的名字和作品。“民间并非是一个内囿性的自耗场所，虽然它坚持的是文学的绝对标准、绝对价值和绝对意义（在此并无妥协商量的余地），但它的视野应该是开阔的，并不内敛，它的方式是多样的，并不单一，它的活动是广大的，并不狭隘，它的气氛是欢乐的，并不阴郁，它追求的是绝对永恒，并非片刻之欢。”我想不出比韩东更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