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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北京的饭局上，杨黎说他实在是不喜欢我的长相，没有解释的下文就是不喜欢。何小竹在《1999中国诗年选》的“工作手记”中说：“而对我和杨黎来说，伊沙是新朋友，这个早闻其名以为是个流氓的家伙见了面一看却像个‘知识分子’。”小竹的话能否代表杨黎的意思？而在几年前，美男子丁当说我长得像国营企业的伙食科长，让我对镜瞅了半天，我想拍着脸告诉你：我确实也不喜欢自己的长相。以我见过的诗人来说（女诗人暂且不谈），以俗人肉眼的标准来判断，可以有美丑之分：芒克、严力、顾城（已故）、杨炼、丁当、何小竹、石光华、柯平、杨克、侯马、阿坚、臧棣、马永波、阿橹（已故）、叶匡政、胡宽（已故）、路漫……都属个顶个儿的美男；于坚、杨黎、陈东东、刘漫流、沈奇、徐江、秦巴子、中岛、李岩、西渡、清平、桑克……都属于五花八门的丑男。美丑是俗人的标准甚至是女人的标准，我还有我的标准，那就是看你长得有无特色，美而有特色者为阿坚，他长得像战国时的刺客；丑而有特色者为于坚、杨黎、徐江：于坚长得像曼德拉，杨黎像师洋大律师，徐江谁也不像，五官在他脸上飞啦；长相中平而有特色者为朱文、李亚伟、张小波、沈浩波：朱文会变脸，他上一个表情很英俊，下一个表情就会很丑，堪称丑俊同体；李亚伟，与其说他长得像四川哥老会的师爷，不如说他长得像豺狗；张小波喝高之后反而不闹了，表情恬静，面露幸福之色，像一个红彤彤的刚从产室抱出来的女婴；请你仔细观察沈浩波，这小子面部的神经脉络组合起来与斗鸡无异……与他们相比，我长得真丢人，真失败，美丑不占还毫无特色，说穿了就是平庸；说得文化点儿就是：我生了一张体制的脸。这张脸在我是一名“文学少年”的时候是一张班长（还是副的）的脸，在我成为一名“诗人”后就是一张主编的脸（科级与处级之间）：堆满脂肪，和颜悦色。这张脸搁在商人中间让人误以为是经理，搁在政客中间让人误以为是处长，搁在文人中间让人误以为是主编，惟独不会让人误以为的是：诗人！
如果说一个人的脸的最终长成与他的内心有关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我这张体制的脸一定与我内心的体制幻觉与体制趣味相关连。作为当年的一名“文学少年”，我天真地以为文学生涯就像一名班干部和“三好学生”的命运，一切都有人替你安排好了，所有人都会关心你爱护你，而这一切都来自一个抽象的概念：文坛。具体讲就是组织，一个作家的组织。
1985年秋天，我去北京了，一个身穿白衬衣的文学小爬虫爬上了东去北上的列车。我至今仍然后怕，如果我去不了北京的话，就会留在废都上大学，这是一个在文学上除了体制化就一无所有的地方，我会成为“农民小说”和“黄土诗歌”的三孙子吗？这完全可能，尽管我的南方血统和城市出身与之有着天然的敌意，在秦俑土色的眼珠里我也绝不是亲切的……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你以为我是自个儿的爹（1）
舒婷是我最早读到的朦胧诗人，在体制内诗歌的环境里读到她，确实给我不同凡响的感觉，与她同时读到的还有傅天琳，她写一位幼儿园小阿姨的诗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那时我读高一，她们的诗教会我懂得最基本最常态的美。大学毕业分回西安的时候，我和北京诗人西川有过几回合的通信交往，他在信中问我前几年北外有个叫伊沙的诗写得很女性化是不是我，我回信说大概是吧但我不是北外的而是北师大的，我还在信中告诉他说：我在大学前期的诗确实很女性化因为深受舒婷傅天琳的影响。近10年后，在“盘峰论争”中；为了斗争的需要西川把我当年的信拿出来说事儿，说我受过舒婷、傅天琳的影响好像是什么罪证？他以为将之公布出来就可以打击我这怎么可能？！将一个人生命中的一段真实经历写出来就可以打击了这个人？！对我来说这是随时可以写出来也正准备写出来的东西（只不过对非诗类的文字我宁愿等待时机），西川替我先把它说出来也很好。但我太熟悉西川这类“知识分子”的趣味和心理了，所以我在《究竟谁疯了》一文中对这位深受李白、惠特曼、聂鲁达、庞德、博尔赫斯交叉影响的北京诗人做了毫不留情的反击。
比舒婷、傅天琳稍晚，我读到了顾城，顾城令我惊讶不已继而深深迷恋，他教我懂得什么是一个现代诗人的基本才情（在顾城那里已经到了四溢的程度）：意象方面“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时间的马/累倒了/黄尾的太平鸟/在我的车中做窝”、“太阳烘着地球/像烤着一块面包”。顾城营建意象的才能大概只有北岛才能与之抗衡，后者在天然感与生趣上不及他，后者的优势在于精密和张力。尽管我最终长成了一位口语诗人，但我在开始的时候经受过三年左右的意象训练，作为一个反意象的诗人这是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指导教师便是顾城和北岛。语感方面“最后，在纸角上/我还想画下自己/画下一只树熊/他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发愣”、“只有撕碎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让它们去寻找蝴蝶/让它们从今天消失”、“还需要什么？/手凉凉的，没有手绢/是信么？信？/在那个纸叠的世界里/有一座我们的花园”。显然的，顾城在上引的三段诗句中都使用了韵，但韵在此处已成为不止于韵的东西（请对比食指的作品），不再是韵的机械使用，而是让韵在微妙的语感变化中发挥画龙点睛的作用。“语感”一词在当时的汉语中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但它确已存在，于坚、杨黎、周伦佑就发明权的问题大概还有一场官司要打。请看于坚的口语诗中语感所呈现的样子：“大街拥挤的年代你一个人去了新疆/到开阔地走走也好/在人群中你其貌不扬”、“你皮肤白 我脸膛黑/太阳对我亲 对你疏/我们坐在南方的一家旅店/一见如故/像两个杀人犯 一见如故”、“晚饭的时间到了/丁当 你的名字真响亮/今天我没带钱/下回我请你去顺城街/吃过桥米线”。语感在于坚的诗中是以“说话”的状态体现的，韵的使用（转韵及在同一行诗中用韵）更加灵活，语感内在的变化更加奥妙更加丰富。我在此提早提到了于坚只是为了供认：被称为“尚持有无比锋利的语感和一流的语言天赋”（逸子语）的我在语感方面从顾城那里从于坚那里偷来了什么？我的语感是他俩语感的混杂影响及我自身特点的体现：“结结巴巴我的命/我的命里没没没有鬼/你们瞧瞧瞧我/一脸无所谓”、“但我吃遍世上的馆子/仍然怀念一碗红烧肉/但我逛完天下的窑子/最爱是您生养的丫头”、“我们在暮色中抵达矿区/谈论着我们想像中/煤矿工人的非人生活/不知道这里的生活/也是火热的 在我们看见/电线杆上那些包治/性病的海报之前”。有心的读者还会发现崔健歌词在其中所生发的作用我在我硬的部分赋之以重金属的节奏，我在我软的部分赋之以城市民谣的味道，联想起西川在一篇谈话录中声称他正在研究古诗的韵律，真是把我笑煞！几年前，柯平在一封来信中建议我多研究一下宋词的语感，我在心里说：不必了，中国现代诗语感的最高成就已经被我窃取在手、创造发挥……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你以为我是自个儿的爹（2）
我下一个要去偷的诗人是北岛，对北岛我是大偷，是抢银行。我这么说吧，真正对我作为一个男人的骨骼的最终发育完成产生过影响的同胞是：诗人北岛、评论家刘晓波和音乐家崔健。我在中学时就读过北岛的两首诗，其中一首就被我记住了：《菩萨》。我全面阅读北岛的诗是在大学以后，读了北岛的诗才知道什么是朦胧诗。初读北岛时我有一种改天换地的感觉，我相信没有北岛的诗，北京80年代的天空绝没有那么高蓝。一个“文学少年”外加中文系大学生的文学理想和文学观念遭到了迎头痛击，被击得粉碎！因为北岛，我开始思考诗人存在的意义。在北岛那里，我不光读到了充盈的才情和精良的手艺，我读到了一个伟大男人的内心。10多年后陈凯歌在成都告诉我的故事证实了我由阅读开始的对这个男人的信任与期待都没有落空，10多年后我读他台湾版的散文集《蓝房子》的感受一如当年！而在当年，读罢北岛我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我有那玩意儿！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