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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于坚和韩东在《新诗潮诗集》下册露面时，寥寥几首并未唤起我的注意；1986年，他们淹没在“两报大展”拥挤不堪的版面中，甚至不如那些标新立异的名号（什么“三角猫”等等）更出风头。直到1988年，我在一次真情实感的阅读中认识了他们：于坚的《作品第39号》和韩东的《我们的朋友》。我在我肮脏的宿舍中读着他们，我只有深深的感动，感到诗歌原来是这样一种近在眼前的东西，伸手可及，与人类最普通的情感和最具体的生存紧密相连。我手写我口，我说故我写。当时口语诗已在全国泛滥，口水飞溅诗坛，我喜欢他们并不单纯因为他们写的是口语，而是以他们二人为代表的一批的成熟的口语诗人开阔了现代汉诗的空间，把一批真正富有生命力和艺术才华的诗人从词语堆和意象群中解放出来。朦胧诗的方式一直让我有“做诗”的感觉，我知道那不是适合我的诗歌方式，我看到三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的一种方式已经有人成熟地做了出来。我以为是韩东建树了口语诗最早的一套规则（尽管是王小龙更早并且城市色彩更重），这套规则使我在1988年的6月一夜之间进入了口语化的写作一种更利于我自由发挥的写作，韩东教会我进入日常生活的基本方式和控制力，于坚让我看到了自由和个人创造的广大空间。可以说，韩、于是最终领我入门的“师傅”。稍后，我还从李亚伟那里偷到了一种愤怒与忧伤交相混杂的情绪，其实，李亚伟是我更为心仪的诗人，他在某一方面流露的才情令我绝望幸好，它没有构成李亚伟的整体并贯穿下去，否则，我后来的写作就没必要存在。1994年，诗评家李震曾问我一个问题：“你最怕的对手是谁？”本来这个问题的提出就足以让人吃惊了，我却毫不犹豫地回答：“李亚伟！”我偷到了丁当的虚无与洒脱，偷到了默默坏孩子的顽皮与智慧，偷到了杨黎语言的陌生化效果，偷到了王寅招人喜欢也十分必要的优雅，偷到了王小龙的城市感觉和哲学背景，偷到了柯平的江南才子气……80年代，自朦胧诗后具有进步写作倾向的第三代诗人中的佼佼者，被我偷遍了……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你以为我是自个儿的爹（3）
严力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在朦胧中我有一种很自恋的感觉：严力在纽约办《一行》，最初几期他好像一直在等着什么，他在等我给他投稿，他在等待着在一堆稿件中把我发现。我大学毕业前的第一次投稿就被刊登了，第二次寄去诗后他给我回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用肯定的语气说：“不出几年，你就会写出来的……”接到这封信时我已分回了西安，正在陆军学院接受军训，黄昏时我在大礼堂外白色的台阶上反复读他的信，心中有些潮湿。我创作生涯中所需要的一些标志性的话几乎都是被严力说出的，他说：“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下一步就是用更多的作品来加强它的问题。”他说：“你的诗不看名字我也能认得出来。这是一个成熟画家应该达到的境界。读你的诗是一种很好的休息。”严力给了我许多实质性的帮助，我的最初影响的产生全仗《一行》，也给了我许多有益的教诲，更重要的是，他整体的创作给予我的一次重要输血，他是1988年我真正进入诗歌写作以后还能够对我产生影响的惟一一位中国当代诗人，没有严力的影响，我不会懂得应该与日常现实拉开适当的距离，充满现实的质感同时又具有超现实的意味，诗人李岩读了我在“盘峰论争”中的文章，他说他发现“日常”不是我与“知识分子”开战的武器，我说当然不是我的武器因为“日常”不是我的目的。在我眼里，严力是中国现代诗的另一源头（如果把北岛视为一个源头的话）是与中国传统诗歌情趣迥异的“另类诗歌”的源头，我以为严力于坚、韩东我，构成了中国“另类诗歌”的一个谱系。1994年，我和严力还有过一次合作大家都面对同样的材料来共同完成一部碎片式的长诗，我称之为“男子双打”，严力称之为“现代对诗”，它既是我们友谊的见证，也记下了严力诗歌对于我的激发和影响。另外，我还想说明，我到目前为止的长诗理念完全得自于严力最早在汉语中实践的碎片式长诗“诗句系列”
严力：再为诗送葬一个世纪
也用不完我手中的悼词
伊沙：再把诗拷贝一万遍
也用不完我手中的传单
严力：我的同胞终于在他们哭过很久的地方
开始造盐
伊沙：欲哭无泪
我的同胞将盐大把地撒入水
严力：放心地躺下吧
坟墓是上帝的子宫
伊沙：放心地出来吧
子宫的下界是坟墓
严力：在你搬走了炉台的上方
我的锅依然悬在那里沸腾不已
伊沙：在你砍掉了脑袋的下方
我的身躯依然耸峙是一座活火山
严力：在古城墙下
蟋蟀王的后代还在守卫皇宫
伊沙：在护城河边
蟋蟀王的孙女疯狂叫卖
严力：面临爱情的首次表白
你会感到满嘴出汗
伊沙：聆听爱情的首次表白
你会感到耳朵转筋
严力：我无所谓筹码漂亮与否
我只在乎筹码在赌桌上的高矮
伊沙：当金砖成为赌桌上的筹码时
赌徒之心已不在赌
严力：人类是人类的遗迹
伊沙：语言是语言的悼词
严力：我们无法测量
太阳离我们脑袋里的地面有多远
伊沙：我们无法测量
人体汗毛孔中灰尘的储量
严力：失恋是一种充满了各种维生素的苦恼
伊沙：失恋是冷饮店不出售双色冰激凌的夏天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你以为我是自个儿的爹（4）
我曾在一首叫《名片》的双行诗中写道：“你是某某人的女婿/我是我自个儿的爹。”你以为我真的是自个儿的爹吗？一个没有父亲没有兄长的人？不，不……我和侯马、徐江（这两位与我同届毕业于北师大的诗人）说：“我们是没有师兄的人。”是在说我们没有母校意义上的诗歌传统，也得不到来自师兄的提携与帮助。没有师兄，并不等于没有兄长，至少对我是如此，一所学校的诗歌传统是什么？狗屁！今天我写下他们，供出了我哥我姐，旨在说明：我从来不是有些小孩传说中的天才，也不属于某些论者所说的“横空出世”。我是我自我设计自我教育的结果，而且这种设计与教育也充满问题。我也从来不是某些人印象中的那种大无畏的人，而且恰恰相反，从诗歌上说，当年我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放入文明的序列诗歌史可能的一个位置上，我用我已经掌握的知识和阅读经验在一开始就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1988年，徐敬亚指出：“以非非主义、他们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倾向”，我当时想：倾向也就是倾向而已。燎原在10年后（1998年）的判断：“从那次‘两报’诗歌大展开始，中国诗界在现代主义的向度上一直存在着含混的后现代主义情结。”似乎更符合我在当年对徐敬亚那句话的的具体理解。当时我满脑子充满了向前走的意识先锋意识？从现代挺进到后现代当时，我想得就是那么简单，而中国的历史及其对应的文化太复杂了，它会一直向前走吗？当年我是在大学生的笔记本上画出了今后10年的诗歌创作路线，这太书生气了！太小儿科了！太知识分子了！别人从传统道德和传统审美经验的角度以为我是个“坏孩子”，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是个乖孩子、好学生，从一开始我就玩了一个大妥协、大下跪，在文明的序列面前寻找体制所不能给予我的安全感，乖得不能再乖而且很会卖乖。难道你们还没有看出来吗？我只敢在小处使性子，在后现代的“正确”路线下犯混！逸子说：“伊沙正是从这里出发的，他在‘人’与‘非人’中间找到一点：坏人。如果你是‘人’的，你最后将转回一个人所拥有的那些，而成为一个‘大师’。如果你是‘非人’的，则任何来自于文明的势力无法同化和融合它。伊沙惟一含混不清的地方在于，他试图成为另一种诗人，一种摆脱‘情怀’而不是‘人性’的诗人。这样，诗人伊沙手持当代最锐利的武器，跨上当代最迅猛的烈马，却在头脑中装入了最顽固的观念人。当我们发现他采用当代最猛烈的姿势只不过用来与文明闹着玩的时候，我们迷糊了。”逸子把我看透了，也把我看高了。其实，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成为“非人”，从来就没有到达过这个意识。“坏人”也是作品刻意留给大伙的一个错觉。认识我的人都会认为我是一个好人，只不过好得还不够。1993年，周伦佑指认我正在进行的是“一种自觉的‘后现代’写作”，这年前后，理论界突然泛起的“后现代热”使很多评论家对我的作品产生了觉悟，从此我的名字就与“后现代”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