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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老来，老来。”颇不耐烦的样子，把我也逗乐了。正是这位北京诗人曾对我说过：“北京是大家的北京，谁都可以来。”他还说：“在外省就是需要折腾，但在北京不用。”北京诗人折腾得还少啊？！我难以忘怀的是他那种北京人的口气。
给食指送奖是我炒作史上的得意之笔。我为什么得意？在这坏人居多的“诗坛”上，做善事也是要遭议论的。本来这是一件食指高兴（这是首要的）、老板（出钱者）愿意、杂志获益、结果给那段时间的“食指热”起到了增温作用反过来又促销了食指诗集（自费出版）的一件大好事。作为策划者我享受了它的完美无缺。但仍然遭致颇多的不良议论，他们认为我是在炒作自己，此事有助于我改变我的流氓形象我在事前想到了，但我不是为了私人目的才来做这件事的。让我感到得意的是：坏人们在这件好事面前，有屁只能在裤裆里放。如果我这也叫“精明”，那还是“精明”一点好。
而在此我更愿意向大家汇报的是我在“盘峰论争”中的种种邪念、心机、算度、设计、策略、谋划以及招式、技巧。其中有很多生动有趣的东西。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我在“盘峰论争”中的邪念（2）
1999年4月16日早晨在北京保利大厦门口等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有架要吵。那天下午，在平谷“盘峰会议”上，当王家新的发言《知识分子写作何罪之有？》结束之后，我知道必须参加战斗了，以战士的身份。我在第二天上午的发言中有针对王家新的部分，但从总体上看那更像是一个完整的发言而不像“吵架”。我真正的吵架姿态是在第二天下午针对唐晓渡的。唐晓渡的发言大大出乎了于坚的预料，于坚以为以唐晓渡的身份他会来一番“高屋建瓴”加“各打五十大板”。也许本来是想如此，但在于坚和我的发言之后，“知识分子”败局已定的态势也出乎他的预料。他是来替不争气的“知识分子”翻盘的。当时于坚和唐晓渡僵在一句话上，作为本方“副将”，我只有挺身而出，这是“团队精神”。而从个人风格和表现欲来说，我愿意和对方“主将”会一会，我想别说唐晓渡，就是他们8个人（加上跑掉的西川）加起来也不是我的对手。事实也是如此。让人想不通的是唐晓渡！我想他是与“知识分子”有了阶级感情，于坚和我发言时，他为什么面色惨白地坐在那里？
会开完了，我以为也就完了。过过嘴瘾、意气风发一下而已。以至于《北京文学》来组笔仗稿时，我表现得相当被动，我说：“就让他们先骂吧！他们在会上受了气。”于坚也很被动。反倒是受了邀请却没有到会的韩东表现得十分积极，他在电话中对我说：“要搞，一定要搞！”还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于是，就都写了。在这一轮对方主场的交战中，韩东一人就给了对方足够的打击，他将“知识分子写作”命名为“读者写作”，将他们90年代的表现称之为“老诗人新成名”。也正是在这一轮中，唐晓渡留下了写给谢友顺的一封信，西川留下了他悔之晚矣的文章。
我在《中国图书商报》的战事中单挑程光炜和西渡，打击对象仍然是唐晓渡。打击对方主帅仍然是我的战略。让我感到不过瘾的是，唐晓渡始终不作正面回应。据一位知识分子诗人私下透露说，他们的战略是：“围攻于坚，不提伊沙”，目的是不让伊沙出名。80年代的老诗人总有一种错误的幻觉，以为他们比90年代的新诗人更有名，你以为你在这个“坛”上混得时间长就更有名吗？你们可以打听打听，伊沙骂唐晓渡、西川是借他们出名还是帮他们出名？我必须承认：他们知我甚深我在这儿兴致勃勃地搅来搅去不就是为了图个乐子出个风头成把俗名吗？也许西川君还是愿意成全我，他在文章中违反组织原则地提到了我，使我顺理成章地找到了下一个符合我战略的打击对象。西川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盘峰会议”上扮演“超人”又扮不彻底，会后忽变杀手，又杀不了人，还误伤自己。西川，我的文章也该你受着，你在拿我开刀的时候，我正在文章中写：“‘后朦胧诗’的集大成者（也是惟一的真正的个人的知识分子写作者）西川，已在文化的意义上略现‘大师’的征候。”不光是我，正被你开刀的于坚、徐江也在他们各自的论争文章中高度肯定了你的诗，我们都很傻B是不是？所以在道义上你也拿不到分数，本来你不是诗歌界的道德化身吗？
打击主将，点其死穴，激怒对手，拒绝学术八股，这便是我在此次论争中的战略方针。对于后两点，于坚等人与我有过分歧。但结果证明我是对的，就像在足球场上一样，激怒对手是为了逼其犯规，学术八股是他们一贯的方式，你用此跟他们玩就等于用糨糊桶砸在糨糊桶上。于坚不理西渡的挑衅是对的，他拎着一桶糨糊来你就不要理他。我的方式奏效了，他们（王家新、孙文波、唐晓渡）在《科学时报》“今日生活版”上的文章真是丢尽了人（和西川一样），他们在恼羞成怒中出尽了洋相。“知识分子”是在这一轮宣告了它的失败的，它实际上是自败，是“一击即溃”（韩东语）。
有人说：这是世纪之争，是一场更大范围内文化分化的先兆。有人说：这是朦胧诗论争以来诗歌界最大的一次争论，是真正来自诗歌内部的争论。对“盘峰论争”的意义，我不是真的很关心，只是有时候问自己：在盘峰以及后来，我到底为什么而战？我骨子里的回答是：生存！我为自己诗的生存空间而战！为生存而战就是“圣战”。有人为争霸而战，有人为恩怨而战，我只为生存而战：程光炜那本《岁月的遗照》在“90年代诗歌”的名目下不收我，成了《北青报》的一条书评，是别人先我感到了奇怪，别人在会上评价了我，他要在会下和别人理论，已经不止一次了；吕德安作为评委之一推荐我为“刘丽安诗歌奖”候选人，同样作为评委之一的臧棣从中阻挠，奚密在北大讲到我，他要站起来跟人理论，也是目击者先我感到了奇怪；作为评论家的唐晓渡、陈超（可视为唐的影子）在他们的表扬稿、总结报告之类的文字中从来不提我的名字，不提就不提呗，也是别人先我感到了奇怪，说那是故意不提，难道我不知道那是故意不提？尤其是陈超，他不仅是故意不提，他是想骂我，而且已经骂过了，没点名字罢了。作为诗人，我对批评家的逻辑是：你对我没觉悟，你就不权威，甚至不存在……
唉！我的眼里揉满了多少砂子，我的心里堆满了多少垃圾，我的人生充满了多少低级趣味！
我想：就算我真的想把我的诗送到山洞中去，可也得告诉别人那个山洞的方位啊……这是安慰自己的想法。
我想：我不必等到德望高众的时候才去写《随想录》，我可以随时随地蹲下来，点支烟，告诉你我是谁……这是安慰自己的想法。
我想：真正成立的“自我批判”首先应该对本人有用，它对本人来讲，应该是一个手册性质的东西，没事拿出来翻翻，我应该努力做到……这是安慰自己的想法。
一切都已注定了！我怀着目的，带着强烈的冲动，开始了一场新的“文化表演” ……心志不高智商有限人格卑微趣味低下的贱人啊，你拦他不住，这25000字的裸奔。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青年的诅咒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老”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字眼：“你老了”就跟“你死了”差不多是一个意思。“老”意味着此人将重返蒙昧、荒唐和不可理喻。我在更年轻的时候曾目睹过一些老人因为晚年的出言不慎而导致自己声誉受损的（比如艾青对朦胧诗的批判带给自己的那些）；也看到了因对年轻人及新生事物一以贯之的推崇（哪怕理解得很不到位）而博取了超出自己实际成就声誉的。“老”真变成了一种不好把握的神秘玩意，我曾在口头上表达过这样一种说法：要提前给自己定好法律，60岁以后不要再对年轻人和新生事物说三道四。甚至我还无比真诚的在一首最终没有成章的诗中写道：“老人的美德就是闭嘴/与年轻人刀枪相见”也许我在此处应该为年轻人注明：所谓“刀枪”指的是作品。
今天我还在远离60岁的地方，也还没有开始执行那套法律，我还保持着对年轻人及其作品说三道四的权利，我当然知道要以鼓励为主并对有价值的作品才发表看法的常识，所以我对青年的发言还是以“颂歌体”为主，也就是说从外表上看我还不至于被人当作老朽昏聩。我在35岁这一年在所谓的“诗歌江湖”上遭到一小撮青年的伏击是因为在网上对一位并不年轻的诗人说了几句无所谓对错的鼓励的话，就事论事本来也论不出个什么来，但有意思的是由此唤起的来自更大范围的敌意、仇视、诋毁和诅咒。年轻人诅咒老人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诅咒他死，这些“年轻人”比我这个“老人”其实小不了几岁，可这在中国人看来十分晦气的内容却让我给摊上了，联想起一年前有人在“衡山诗会”上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偷偷在网上发布我的“死讯”善意的恶作剧，在这个说得过去的幌子底下，在某些当事者的潜意识里，真的什么都没发生过吗？他们在诗歌写作方面可是太缺乏这样的大胆创新了！
为什么是我？是一种偶然吗？是我的仇人多吗？不，不！咒我死者都是我过去名义上的朋友，这就变得更有意思了。如果他们真的认为有人挡了他们的道，那比我个大的挡道者大有人在，为什么要咒我？现在这些年轻人也看出我的一个毛病叫做“自恋”，好在这毛病朝内揭示的真相是让他们寝食难安的：谁过去作品的影响挥之不去，在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