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业囊桓雒〗凶觥白粤怠保迷谡饷〕诮沂镜恼嫦嗍侨盟乔奘衬寻驳模核プ髌返挠跋旎又蝗ィ诮裉烊匀徊偶蟮男埽克诮裉煜衷诮惺钡淖髌凡愠霾磺睿匀槐３肿畔驶钪Γ霞潭搅怂撬降摹澳昵帷薄ⅰ跋确妗薄ⅰ扒拔馈薄ⅰ芭１啤保克晕宜邓嵌穸镜淖缰涫窃谥の医景磷月那樾靼。 �
我不知现在的青年是怎么了？他们那么轻信舆论造势的力量：“搞”某人或者“抬”某人。就是不敢面对那最根本的东西。如今随着网络的出现，连编辑（那可能的“黑哨”）都被消灭了，你可以到网上去尽情展示你写作的原生态不再是“代表作”、“诗选”式的，而是你写作完整的原始风貌，甚至是你这个具体存在的人现在我无比陶醉的正是这样的自由、公平、竞争，当青年的诅咒声从四面传来。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提名感言
多少有那么点意外，因为心存对某类根深蒂固的评奖模式的由衷敬畏：就好像“年度诗人”、“最佳诗人”只能在“三好诗人”、“德育诗人”、“诗坛好好先生”中产生似的所以认定这类事情是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的。
在我名下列出的作品倒是让我想较那么一下真我也只能跟自己较真：我在2003年内不只出版了《我的英雄》（河北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伊沙诗选》（青海人民出版社）、《伊沙短诗选》（香港银河出版社），总共三部诗集。另外，发表方面值得一提的有我5000余行的长诗《唐》，在一年之内被《中国诗人》、《作家》、《大家》、《诗刊》、《星星》、《诗选刊》、《敦煌》、《诗参考》等刊选载，《唐》的单行本也将在今年出版。
这在2003年度的所谓“诗坛”之上，也算是一个可以说道的“现象”了吧？尽管如此，我也深知自个儿没戏。原因自明：你人缘不好（在读者中好不算好），形象不具道德的力量而且反之，还有最致命的：从文本上说，你是任何传统审美（哪怕它打着一个“先锋”的旗号）眼中天然的陌生人生成这样，就没办法啦！
自找台阶顺腿而下是明智的，也是快乐的！真的，就算我牢骚满腹也早已越过了那一层：认为给了我的世界才是公道的，反之则不公。
顺祝大赛圆满成功！坚持办下去！我还不知道是谁提名了我，但心存感激。谢谢了！你或者你们是那看见了一切并深知的人。
请原谅，这个“提名感言”弄得跟“得奖感言”似的，因为你也就这点可以露脸的机会啦，哈哈哈哈！好了，下面的话是很正经的
有的人一生都在等待着别人给他授奖，有的人则天天都在给自己发奖就像孩子取出储蓄罐里的零钱买来糖果发给自己一样。
谢谢妈！我被你生成了后者。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获奖感言
在我的诗写成了我想让它成为的那种样子之后，我就再没有过获奖的记录了。所以此次在《诗参考》获奖对我来说有着“第一次”的意义。
我想一项诗歌奖如果有三个以上的人参评的话，我就永远不可能获奖。如果在我之外还有另一个候选人在场的话，我也不可能获奖。因为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三个人参评就会有两个人反对我；有另一个候选人在场不管他或者她是谁，也会轻而易举地击败我，因为我首先会被评委们裁定写的不是诗，而另一个人不管写得好坏，他或她起码写的是诗。也就是说在这样的评选中我是毫无竞争力的，谁都可以不废吹灰之力地击败我。程序上十分公正的评奖，永远不会将公正覆盖在我的头上。在这种情况下，参赛就成了一种自取其辱。
九十年代以来，我有过两次自取其辱的经历。一次是在九四年，我在身为组织者的诗人朱文杰的鼓动下以我的第一部诗集《饿死诗人》参选当年度的“西安文学奖”，结果在最终获奖的十位诗人中没有我的名字。据一位参评的老诗人私下透露说，其实我连进入投票的程序都没有，是负责诗歌类评奖的诗人闻频指出：如果伊沙获奖，这个奖就不像政府奖了。奇怪的是在发奖那天他们也向我发了请柬，我什么都没想就去了，结果所有认识我的人都来安慰我，怀抱一个个像泡菜坛子似的奖杯到我身边来坐一坐，还有人夸奖我说：没获奖也来，你这是大诗人的胸怀和气派。操！你说当时坐在那儿的我是该哭还是该笑呢？！另一次是在九七年，身为评委之一的诗人吕德安打电话给我说准备推荐我参选“刘丽安诗歌奖”，我听了很高兴就把作品寄去了，结果再无消息。后来一位诗人打电话给我说吕德安又去美国了，说他一直不好意思再打电话给我，因为他把我的作品刚递上去就遭到另一位评委臧棣的拼命反对，据这位打电话的诗人说：吕德安当时都气哭了。如此说来我还是没有进入投票的程序。悉密在北大讲我的诗，他也要站起来抗议。这个小臧棣，用他在“盘峰诗会”上说徐江的话说他：我可没得罪过你呀！我想得罪你我把你这么个冒充诗人的学术混混儿得罪定了也是在“盘峰诗会”之后的事，你以为靠西渡、桑克、王艾、胡军军等就能搅一搅我的心情？吕德安是一位我十分看重的优秀诗人，我又一次自取其辱完全是出于他对我看重的看重，真是难为你了，德安兄！
这一次我是在没有多少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忽然得到了这么一个奖的，“十年成就奖”，好像也用不着参选，十年里你做了什么应该一目了然。好像也没有一个可称为“评委会”之类的玩意存在，《诗参考》的主编中岛一个人说了算，他说伊沙应该获奖然后我就获了奖。所以这个奖是中岛本人给我的，既然在以往的评奖中，闻频、臧棣可以一个人说了算，他们说：“不！”那么中岛也可以一个人出来说：“是！”我好像也曾一个人说了算过，那是1998年度《文友》文学奖也是迄今为止《文友》颁发的惟一一届文学奖，我说颁给食指，也就这么定了。当时我惟一的一点小依据是：《相信未来》在我的《世纪诗典》栏目中发表后我接到了大量（也是最多）的读者来信。我希望在中岛那里也有一点具体的依据，他的回答令我心定，他说：九三年有我作品小辑的那一期是《诗参考》历史上冲击力最强而且影响最大的一期。
一个人在他充分写作的十年结束的时候，他的一位十分了解他写作成果的朋友授予他一个奖项，他真是快乐极了。没有奖金，没有奖牌，没有仪式，仅仅是一项纯荣誉性的奖励，被他引为十年历程的一个标志。他真是快乐极了。
第四部分：自赏自析受奖辞 我追求空翻腾越的诗歌
各位朋友：
回到如火如荼的八月，我应邀给三家报纸同时撰写有关雅典奥运会的日专栏。作为一名单纯的看客，感官的享受良多；而作为一名写诗的，收获也是大大的。在万般感受中，给我留下至深印象的是一位俄罗斯体操名将在体操单杠决赛中的遭遇：它直指我在写诗生涯中所得到的一些人生经验，促使我在当日的专栏文章中如此写道：“这一夜太沉闷，收工时却见涅莫夫那一出，竟看得险些落泪！那是人心在挑战权力，那是真正强者的征服，涅莫夫是没有得到金牌，但却得到了一座谁都没有的金矿……”
这个发生在奥运会上的事件让我联想起对诗歌所做的评判（任何评奖应该算这种评判的形式凸现），如果裁判之心原本就是黑的，在此反而失去了谈论的价值，我可以也经常遭受来自于他人的道德审判，但却不屑于在道德这种低层次上去审判他人，我拒绝审判。我以为裁判根据比赛规则所制定出的评分标准才是耐人寻味而值得一谈的或许这些个裁判是态度更为认真要求更为严格地依照评分标准办事的，他们倍受观众嘲弄与抗议后的满腹委屈在于：两个杠上腾越就是10分起评，你个涅莫夫，空翻加腾越，干吗要做六个呢？多做四个，做了也白做，反正我们不会给你更高的起评分，不但不给，你还需要做些自我反省，你是在盲目追求难度的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老运动员，而现在的规则与评分标准，是本着保护运动员的人身安全着想而重新设定的……啊哈！这多像盛行于汉语诗坛的评分标准：六个杠上的空翻腾越动作无论多么惊险刺激，无论多么潇洒漂亮都从来不会受到鼓励，因为来自我们文化传统的诗歌标准具体说来是人为化的评分标准只是为满足于落地站稳的平庸者而设定的。
用体育类比诗歌，难免会遇到技术上的尴尬，一样的用词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难度”：在体操比赛中那是任何一双平凡的肉眼都能够感知的东西，而在诗歌中则大不然，我注意到在汉语诗坛上长期以来大叫大嚷“难度”并以此炫耀的一群人所追求的恰恰是最无真正难度可言的写作，语文修辞层面上的难度类似于小学生识字阶段所理解的那种生字之“难”，恰恰是没有灵魂、没有血肉、没有情感、没有智慧的平庸者的障眼法与遮羞布。还有我姑妄言之的所谓“人心”，在一场体育比赛中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它有着多么强大的见证的意味和力量，进入诗歌则纯属虚妄之言，是一个无用的“大词”，体操馆中的一万名观众一眼便可以看出谁才是单杠上最棒的选手，并立即发现黑哨的存在，但如果让这一万名观众投票选出“最佳诗歌”和“最佳诗人”来，那么他们极有可能选出的不是“最佳”而是最差。
所以，诗歌终究不是体育，我也可以在此明言：与体育相比，它是更为复杂更为高级的存在。那么，诗歌评判乃至评奖也就无法等同于竞技体育比赛，结果也就不具有相同的性质。明白了这番道理我自然就是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