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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低声对我说：“数数。”语调很平静。
我数了一遍，告诉母亲：“缺三本《水浒》”。
母亲这才抬起头来，仰望着“葛列高利”，清清楚楚地说：“缺三本《水浒》。”
他笑了，从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书扔给我，咕哝道：“哟嗬，还跟我来这一套……”
母亲终于拉着我起身，昂然走下台阶。
“站住！”
“葛列高利”以将军命令士兵般那种不容违抗的语气说：“等在这儿，没有我的
允许不准离开！”
我惴惴地仰着脸望着母亲。“葛列高利”转身就走。
他却是去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对司机大声说：“把那个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要
一直送到家门口！”
……
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近卫军》，一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我
这么多钱。
我还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
但我想有一本《青年近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无精打采。
在自己对自己的怂恿之下，我到母亲的工厂向母亲要钱。母亲那一年被铁路工厂
辞退了，为了每月27 元的收入，又在一个街道小厂上班。
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为我们挣钱的地方。
空间非常低矮，低矮得使人感到心里压抑。不足200 平方米的厂房。四壁潮湿颓
败。七八十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
缝纫机后。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
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
蒸笼。那些女人热得只穿背心，有的背心肥大，有的背心瘦小，有的穿的还是男
人的背心，暴露出相当一部分或丰满或干瘪的胸脯，千奇百怪。毡絮如同褐色的
重雾，在女人们、在母亲们之间纷纷扬扬地飘荡，而她们不得不一个个戴着口罩。
女人们、母亲们的口罩上，都有3 个实心的褐色的圆。那是因为她们的鼻孔和嘴
的呼吸将口罩濡湿了，毡絮附着在上面。女人们、母亲们的头发、臂膀和背心也
差不多变成了褐色的，毛茸茸的褐色。我觉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顶洞人时期的女
人们、母亲们之间。
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
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走到一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女人，毛茸茸的褐色
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的电热烤着我的脸。
“妈……”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
罩上方，我熟悉的一双疲惫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
母亲大声问：“你来干什么？”
“我……”
“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
“我……要钱……”
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可是竟说出来了！
“要钱干什么？”
“买书……”“多少钱？”“一元五角就行……”
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龟裂的手指点着。
旁边的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
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闲书哇！……”
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
高兴他爱看书的！”
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板上了，
立刻又陷入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
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个老女人了！那一刻
我努力要回忆起一个年轻的母亲的形象，竟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并因自己15 岁了才意识到自
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角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舍得给你钱的嘛！”
那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我，又给我凑足了够买《青年近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
从此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
一个活得最苦的父亲/沈克俭
上世纪60 年代，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疵品”（五七年反右时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子），
但他想娶妻，仅仅为了生子。60 年代，她经过婚姻的失败，精神走向崩溃的边
缘，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他。一个是政治上的“疵品”，一个是遭遇了生活的
不幸，凑合着过日子。没有婚纱，也没有鞭炮；没有娘家人，也没有婆家人。在
一个废弃的鸡舍里成了一个家。 还真灵，他如愿以偿，第二年生了一个姑娘，
第三年生了一个儿子。孩子的降生，没有带来欢乐。妻子总是愁眉不展，想着
痛心的往事，精神恍惚，特别关注男人与女人的那种事。她紧盯着自己的男人。
妻子不能照料孩子，他把两个孩子抱到了自己工厂的托儿所。冬
天，在敞着篷盖的通勤车上，他用棉大衣裹着两个冻僵了手的孩子，背着奶瓶、
饭盒、尿布，用自己的脊梁挡住呼啸而过的寒风。夏日，他带一块雨布，为孩子
挡烈日遮风雨。在车间里，他既是技术员又是挡车工，一到哺乳时间，他像孩子
妈妈一样，飞快地走进托儿所，手执奶瓶，喂了女儿再喂儿子。他是工厂里惟一
的一个哺乳父亲，是车间主任颁发的特别许可证。 孩子在长大，
进了小学。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季节，也是人性疯狂的季节。
该是孩子们参加红小兵的年龄。由于父亲的右派身份，他的孩子没有参加红小兵
的资格，他无奈地对女儿说：“是爸爸对不起你们。”愧疚的心情超过女儿委屈的
眼泪。女儿天真地说：“爸爸，你不当右派好吗？同学们也不会叫我狗崽子了。”
他的鼻子酸了，心却碎了。为了孩子有一个好的前程，他拼命地劳动，用汗水
冲洗灵魂。甚至想像王杰、欧阳海那样舍己救人，以明心迹。他常常干了一个八
小时，又干一个八小时，还要千方百计搞技术革新。工人师傅最善良，看到他这
样地改造，评选他为“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军代表说：“你们车间没有人了，评
他当积极分子？”他不气馁。 为了生活，他要挖菜窖、脱泥坯、
盖煤棚。这是60 年代每一个普通人家都要做的家务事。他来自上海，是一个标
准的文弱书生，却熟练地操起了那些重活。一次，他刚垒起一垛泥墙，被一夜的
暴雨冲塌了，看到辛辛苦苦脱好的泥坯浇成了泥饼，他哭了，对着还不到5 岁的
儿子说：“儿子，快快长大吧！爸爸实在太累了。”他的身体难以支撑政治和生活
的两座大山，但心中燃烧着期望的火把，就是：“儿子，快快长大吧！” 没有
钱，不算苦，80 年代以前，大家都穷，反正凭票买东西。政治的歧视，才是真
正的苦，右派属于敌我矛盾，人人与你划清界限的日子并不好过，连夫妻吵架也
骂：“你个臭右派，想翻天？”他就是经常听到这些捅心窝的骂声，出自睡一铺
炕的妻子的口。生活的折磨，常常使他提心吊胆，妻子得了幻觉性精神失常，
有时把菜刀压在枕头底下，说是为了驱鬼，他就不敢入睡，怕妻子把他也当成了
鬼。睁着眼睡觉劳心又劳神，他终于成了瘦骨磷峋的小老头，只有深陷的眼窝里
那双明亮的眼睛，证明他刚刚进入而立之年。工厂的党委书记出于怜悯，劝他
离婚，很同情地对他说：“快离了吧！看把你折腾成那个样子，我们看不过去。”
他摇摇头，看着幼小的女儿，低声说：“兴许岁数大了会好一些，待孩子长大了
再说吧！”就这样，他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斗转星移，文化大
革命结束了，万恶的“四人帮”垮了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掀起了平反
冤假错案的高潮。1979 年2 月，错划右派通知书和一张迟来的文凭送到了他的
手里，他一手拉着女儿，一手拉着儿子，高兴地逢人便说：“共产党好！华主席
英明。”这个迟到的信任，在他生命的历程中，整整晚来了22 年。孩子们在
长大，女地考进了干部管理学院，两个星期没有回家了，杳无音信，那个年代还
没有手机。他乘公共汽车到很远的市郊，再徒步好几里到学校看望女儿，手里拎
着女儿爱吃的咸菜。女儿正趴在床上写入党申请，高兴地对父亲说：“爸爸，你
帮我写一份吧！”回到家，他冥思苦想，站在女儿的角度，写出了一份入党申请，
第二天就送到了女儿手里，还叮嘱：“自己抄一份吧！要工整地写。” 儿子下
决心要留学日本，每天下班后去学习日语。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夜多深，他总是
等着，儿子进了家，看着儿子狼吞虎咽地吃晚饭，他才安心地躺下。儿子考上了
日本国立福井大学，真的要远走高飞了。那是一个细雨濛濛的早晨，儿子背起行
李下了楼，车开走了，他却急速上了楼，摸摸儿子温热的被褥，泪水流了下来。
不会抽烟的他，第一次拿起了一支“红塔山”，在烟雾缥绕中麻醉着自己。父亲
的牵挂永远和儿子一起飘飞，一年一度的祈祷和着极乐寺悠扬的钟声也飞到了东
瀛。儿子去了日本，他调到了北京，天各一方。女儿不甘心守着精神不正常的
母亲，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也要出国留学，信中说：“爸爸，你尚有5 年
的辉煌，可是，我们还有一辈子的路要走，你不能把母亲这个包袱甩给我们。”
他的眼湿润了，是妻子的病闹得女儿心烦意乱，还是预见到她所在公司的衰败，
女儿是铁了心，非出国不可。他绞尽脑汁把女儿、女婿送到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