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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马马虎虎的。你祖父弟兄三个，我们三一三十一，有钱分钱，有地分地。”
我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可分的东西。除了我自幼在里面长大的这五进房子之外，我
只听大爹跟父亲说过，有两个田庄，押给别人；有多少芦苇地，也当给别人了。
只剩下一个“靳庄子”，现在家里的进项，只靠“靳庄”的收成。家里经常吃得
很节省，我们每次回家，第一顿饭，大半是在外面叫的饺子，只有我们这几个从
外面回来的人吃。以后，我们就跟着全家一同吃大锅饭。那菜多半是卤鱼、虾酱、
小干鱼炒白菜、虾酱炖豆腐、卤菜拌豆腐。夏天的时候，后园里有自己种的茄子、
南瓜和豆角。粮食多半是高梁、小米和棒子面。只有过年才吃米饭、馒头和猪肉。
打仗的时候，家里吃一种面条，硬硬滑滑的，人们说，那根本不是粮食，不知是
用什么做的。吃多了，胃会胀痛。
家里自己养鸡，反正一切自给自足。好像人们从来也不花钱似的。据说，只有我
们回家的时候，才从外面买一点东西来吃，那是拿我们当客人招待的。
“别以为他对你们好。”祖母说：“你们几年不吃家里，省下的钱，够他招待你们
的了！”
大爹的太太，我们的伯母，我们叫她“大妈”。大妈是家里的“心脏”。她永远是
天不亮就起床。起床之后，她把自己打扮整齐，抱柴，烧水，把头天晚上浸好的
秫米放在锅里煮粥。高梁米最难煮，要费很长时间，才可以煮稠。等我们起来的
时候，红红的秫米粥已经盛在乌亮的瓦盆里，炕桌上摆好自家腌的酱菜和卤鱼，
等着我们吃早饭了。
大妈和大爹不同。她总是笑脸迎人的。冬天，早上起来，她总是先问我们“夜里
冷不冷”，然后舀热水，让我们洗脸。我常常注意着她那鹅蛋形的素脸，梳着光
洁的发髻，她的眼睛很美，流溢着柔和的光，而她里里外外的张罗着全家的琐事，
决定着每天膳食的分配，四季衣裳的添制，记着每一房大人孩子的生日。到了那
天，一大早，就有烧饼油条和鸡蛋，表示庆祝。她把那一大堆煮熟的圆溜溜的鸡
蛋放在过生日的孩子的炕上滚着，使人觉得那真是一种快活健朗的祝福。她说烧
饼和油条是象征着腿的健康的。我很欣赏她这种祝福。她那明快、肯定而柔和的
动作使我对她有无限好感。我还敬佩她每天早晚，必定按规矩到祖母房里来问问
安，点烟倒茶，整理被褥，在门旁侍立一刻，闲谈几句，然后退出房门的那番礼
法——那已经被我们这维新的一代弃如敝屣的礼法。而祖母却说：“你大妈当这
个家，只会苦我们，她自己房里是富裕的，我才不稀罕她装模作样的来讨好我们！”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我也不喜欢去深究这些。我并不关心老家财产的多少。
自幼，我就受了父亲的影响。他常说，“一个人靠祖产是没有出息的。我不在乎
家里的财产，人人该都自立谋生。”
那正是那样一个转变的时代。许多读“洋学堂”的青年都丢下那旧得霉腐的老家，
去外面自立谋生。他们投入一种新的、工业化的生活里。他们用时钟代替了太阳。
他们过着连吃一根葱也要去买的日子。他们按月领薪水，而薪水总是不够开支。
但是，他们穿得一天比一天考究，妇女们慢慢的讲求时髦，而且学会了打牌。当
我们隔几年回一次老家时，老家的人们都带着敬羡的眼光看我们，而我们也为自
己能够自立谋生，和接触新的东西，学来新的“派头”而有点自豪。
但是，有一年，我们忽然不能自立谋生了！
那年，战争爆发，父亲忽然失业。小家庭的生活，怕的就是失业，我们没有积蓄，
兄弟姊妹又多。正在徬徨无主，忽然接到大爹的信。我们拆开那旧式的印着红框
的中国信封，看见大爹那朴拙的毛笔字。他写道：……小难逃城，大难逃乡。如
在外生活不易，可随时返家团聚。家中虽清苦，然粗茶淡饭，尚可无缺。……”
父亲一生好强，说，“如果我发财还乡，还有脸回去。如今落魄，情愿在外面流
落，也不回去丢脸。”倒是母亲看出家里实在无法维持，暗中写了一封信回家。
说，决定先让我带着两个妹妹回家，可以减轻一点负担，母亲和父亲带着弟弟则
暂时在外面看看情形。
不两日，大爹来了回信，信中详细说明火车开到的时刻，让我们务必搭某日某班
的火车回去。
那天，天气奇寒，风雪交加。十八岁的我，带着两个不满十岁的妹妹，上了火车。
火车在冰天雪地中奔驰。我们三人紧紧地挤在三等车厢里的一张椅子上坐着。茫
然的望着外面的风雪。那平原真是荒凉。火车奔驰好几里，也看不到一户人家。
只有冻僵的寒天、冻僵的河水、冻僵的平原、冻僵的枯树和颤抖的电线。那火车
窗棂上积着高高的一层雪。车中的暖气驱不走那从四面八方袭来的严寒。我们的
手和脚都冻得发痛。
那天，因为对面来的火车在路上出事误点，我们这班车在一个小站等着“错车”，
等了好久，到达老家那小站时，已比平时晚了半小时余。冬天日短，车进站时，
但见暮色苍茫。我们三个提着简单的行囊下了火车，那狂风吹得我们站不住脚。
正在徬徨无主，却见大爹从那个写着站名的白色木牌后面跑过来。他脚下穿着大
毡窝，身上穿着羊皮袍，头上载着老毡帽。他跑的时候，那毡窝就陷在深深的雪
里，使他举步维艰。他跑得那样吃力，而又那样快，使我们几乎不相信那就是大
爹。我们从来也未见大爹跑过，他总是四平八稳的踱着方步的。而这次，他吃力
的跑到我们面前，嘴唇“嗦嗦”的抖着，用他冻僵的手把两个妹妹搂在他怀里，
说：
“好孩子！好孩子！冻坏了吧？孩子？”两个妹妹被西北风夹着鹅毛大雪灌得喘
不过气，扑在大爹怀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在旁边把背对着风，满眼都是冰
凉的泪，不顾得寒暄，是见大爹伸手接过我的箱子，说了一声：“走吧！还得过
天桥。”
小站的天桥是露天的，很简陋。高外风欺雪虐，我们又是逆风，大爹走在最前面，
吩咐两个妹妹产：“拉紧我的袍子！别抬头！我给你们挡着风！”两个妹妹紧紧抓
住大爹的羊皮袍子后摆。我跟在最后，把围由紧紧的裹住头和嘴。而那大片的雪
和大股的风，“呼呼”的把我们一直往后推。我们边眼睛都睁不开，模模糊糊的
只见大爹在前面躬着身子和寒风抵抗。走到天桥中间，忽然一阵疾风，把三妹的
围巾吹飞，三妹被风吹得一个踉跄，险些从那稀疏简陋的栏杆下面掉下天桥去。
大爹回身一把拉住了三妹，把他自己的围巾解下来，给三妹系在头上。又返过手
垭紧紧的拉住她们，啃着天桥上冻硬溜滑的积雪，步履蹒跚的走过了这惊险的一
段。当我们下了天桥，走出站台之后，我才看见大爹的脸上冻得发紫，他嘴上花
白的短须，沾着白白亮亮的冰花。他的嘴里呵着白气，哆嗦的说：“来来！我已
经雇好了‘刘把式’的车。”“刘把式”的车在车站转角的地方等着，他是镇上一
个熟识的马轿车夫。乡下知名人士赶车的叫“车把式”。
上了那挂着棉篷的马轿车，我们并没有停止抖颤。车被棉篷紧紧的围住，里面黑
洞洞的。风雪被阻挡在棉篷之外，而大爹却跨坐在外面的车辕上。旧时的规矩，
妇女才盘膝坐在车里，男子是要“跨辕”的。
我们不知道大爹有多冷。从车站到家，还有三里路，又是逆风。当我们好容易到
家时，已经掌灯了。
老家还是那样，天已全黑，只有有煤油灯的地方是红红亮亮的。大爹把我们带到
祖母房里，祖母房里升着炭火盆。大妈带着怜惜的笑容走过来，给我们打热水洗
脸，给我们用开水冲茶汤喝了，我们渐渐暖上来。大妈让我们坐在烧热的炕头上，
一面张罗给我们端饭，一面抱过簇新的棉被和枕头，问祖母，是让我们睡祖母的
套间，还是睡大妈的套间。“他二婶（指我母亲）那东厢房太冷了，还是孩子们
和我住在一起吧！”她建议着。祖母带着欣慰的心情答应着，一面向我们问长问
短。而大爹早又恢复了他那慢慢吞吞的踱方步，和那慢吞吞的说话的腔调。当我
们一面吃饭，一面激动的着外面的风雪时，他只“嗯嗯”的答应着，仿佛那是一
件很平常的事。
而一直到后来，我们才想起，那天火车误点，他在风雪中更多等了我们半个钟头。
老天！那样的风雪！
许多事都是这样的，在当时，觉得很平淡。也不知道究竟有多艰难，也不知究竟
有多温暖，也不知道究竟有多感激。我只记得从那以后，祖母没有再提大爹独享
我们财产的事，也不再提分家的事。
过了几年，战争完了，苦日子也过去了，我们才听说，大爹那些年省吃俭用，把
押给人家的庄子已经赎了回来。芦苇地也差不多都赎回来了。镇上以前一共有四
个有名的大户，后来都破落了。我们是其中之一。我们也是唯一留住祖产房屋，
而且赎回祖产田庄的一户。
我想，假如从那时候不再荒乱该多好！努力和节俭本来是最真实、最不会被否定
的东西。亲情也是最真实、最不会被否定的东西。而我们这一代就缺少那种福份，
家里刚刚振作，就又被变乱席卷了！
我到了台湾，要结婚的时候，收到大爹一封信。信里附着一个红包，里面是四千
万元的汇票。信上大意说：“家中年景不好。我原为各侄女每人积存一份妆奁，
但不幸，币值贬降，这数目大约也只能给你买双丝袜子，伯伯不才，未能克尽家
长之责，希吾侄谅之。”
我岂能不“谅之”？我岂能不感激涕零？我岂能忘记那年的风雪，那北方古老的
家园！那凄寒如爝火般的光与热，那属于中华古国传统的含敛不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