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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要和基督一起走到埃默斯（一个村子名，离耶路撒冷约12。5公里，是耶稣显现于两弟子之前的地方。——译者）。
至于另一个主题，即艺术生活与行为的关系问题，你一定以为我的选择是不可思议的。人们会指着里丁监狱说：“那就是艺术生活的报应啊！”当然，艺术生活可能会把人带到更坏的地方去，而那些把生活看做一种精明的思考，一种取决于对方法和手段的精心算计的更加呆板的人，始终懂得他们该到哪儿去，并且就到那儿去了。他们的出发点是希望做一个小教区的教长，无论他们被安置到什么区域，他们都能成功地做成一个小教区的教长，仅此而已。一个人，如果他的欲望是从事某种与自身分离的职业，去做一位国会议员或一个成功的杂货商或知名律师或法官或其他同样令人讨厌的职业，那他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取得成功，这是对他的惩罚，那些想要一个面具的人不得不戴上假面具。
但对于已具有了生活的动力，而且那些动力已在其身上成形的人来说，事情就不同了。那些只希望自我实现的人，从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去，他们也不能知道。但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希腊圣人所说，人们必须要“认识你自己”，这是智识的最初成就，但要认识到一个人的灵魂是不可知的却是智识的终极成功。最后的秘密是人自己，即使一个人把太阳放在天平上称了，把月亮的运行也计算了，一个星星一个星星地把天堂的七层也标绘出来了，那么仍然存在着人自己，谁能计算自己灵魂的轨迹呢？当基什的儿子出去找他父亲的驴时，他不知道一个神人正在用加冕用的圣油等着他，他的灵魂已经成为了国王的灵魂。
我希望我能生活到足够长，以能够创作出这样性质的作品，这样，当我的末日来临时，我就可以说：“是的，这就是艺术生活给一个人的报应。”（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我曾碰到过两个有着最完美的生活的人，一个是魏尔兰，一个是克鲁泡特金王子，他们两人都曾在监牢里度过一段岁月。前者是但丁后的惟一一个基督教诗人，后者似乎是来自俄罗斯的有着美的洁白的基督的灵魂的人。诗人魏尔兰因向兰波开枪被捕入狱，如果他杀死了兰波，他可能就要被处死。克鲁泡特金王子曾因从事无政府主义政治活动被捕入狱。他读到洛士出版的王尔德《狱中记》的删节本后，给洛士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原注）最近七八个月以来，虽然一连串的痛苦几乎毫不间断地从外界击打到我身上，但我已经与在这个监狱里通过人与物起作用的新精神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这种精神对我的帮助是无法用言词来表达的。所以，虽然在我入狱后的一年里我几乎没做什么，也清楚地记得，除了因极端失望绞着双手说：“这是怎样的一种结局！怎样的一种可怕的结局啊！”我也确实没做过别的什么事。但现在我试着对自己说，并且有时当我不再折磨自己时会真诚地说：“这是怎样的一种开端！一种多么美妙的开端啊！”事情也许真的就是这样，也可能将会变成这样。如果确实是这样，我应该主要归功于这种新人格（“这种新人格”指James。O'Nelson，他在1896年成为里丁监狱的监狱长，他改变了原来的体制，给王尔德提供了许多方便，允许他自由地写信。——译者），它已经改变了这里每一个人的生活。
狱中记我以食生活中的恶为荣（1）
事情本身并没有多少价值，确实没有真正的存在价值——让我们再次感谢玄学，感谢它教给我们的某些东西。只有精神是有意义的，惩罚可以用一种将会治愈而不是制造伤口的方式施予，就像施舍品可以用一种使面包在施舍者手里变成石头的方式施舍一样。这儿出现了怎样的一种变化啊——不是规则的变化，因为它们被用铁的命令固定下来了，而是把规则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的精神的变化——当我告诉你，如果我在去年5月被释放，就像我努力想争取的那样，我会带着将会毒害我的生活的强烈仇恨，带着对监狱和每一位看守的憎恶离开这个地方。我多坐了一年监狱，但仁慈一直在监狱里陪着我们所有的人。现在，当我离开监狱时，我会一直记得：在这里的几乎每个人都曾给予过我伟大的仁慈，在我离开监狱的那一天，我会感谢这儿的许多人，也会请求他们也要记住我。
监狱体制是绝对地完全地错误的，当我出狱后，我会尽力改变它。我想试试看。世上还不曾有这么错误的东西，即仁慈的精神，也即爱的精神，不在教堂里的基督的精神可以促使其至少可能不带过多的心灵痛苦——尽管不能十全十美——而产生的东西。
我也知道，外面的许多东西在等着我，这是很令人愉快的。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称做“我的兄弟般的风”、“我的姐妹般的雨”这两样可爱的东西起，到大都市的店窗和落日，如果我要一一罗列下来仍遗留给我的一切，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在哪儿停笔：因为，上帝确实是为我，也像为其他任何人一样创造了这个世界。或许我走出监狱时能带着某些以前没有得到过的东西。我不必告诉你，对我来说，“道德的再造”就像神学的改造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和粗俗的，但是，虽然宣称要做一个更好的人只是一种非科学的愚言，那么，变成一个“更深沉”的人就是那些曾受过苦的人的特权了，我是已成了这样一种人了。你也可以自己判断你是哪一种人。
如果我出狱后，我的一个朋友设宴待客，即使他不邀请我，我也毫不在意，因为我自己可以做到十分快乐，有了书、自由、鲜花和月亮，谁还能不快乐呢？况且，盛宴对我早已没用了，我已经为此劳神太多。对我来说，生活的那一曲已经结束，我敢说是非常幸运地结束了。但是，如果我出狱后，我的一个朋友有了悲哀并拒绝让我分担他的悲哀，我就会为此感到非常伤心。如果他在早晨把我关在门外，我会一次次地回来，请求他让我进去，以使我分担到我有权利分担到的东西。如果他认为我不值得分担他的悲哀，不适合与他一起哭泣，我应该感到这是一种最残酷的屈辱，一种加于我身上的最可怕的羞辱，但这样的事可能不会有吧！我有享受悲哀的权利，谁能看到世界的美，能分享它的悲哀，认识到两者所蕴含的某些奇妙的东西，谁就能与圣物取得直接的联系，就能像人们所能接近的那样接近上帝的秘密。
或许在我的艺术上与在我的生活上一样，会出现一种更深刻的含义，一种更伟大的激情的统一和一种直率的冲动。现在艺术的真正目的不是追求广度而是追求强度。我们已不再关心艺术的类型，我们不得不这样做，这是一个例外。不须说，我不能把我的痛苦注入艺术所具有的形式里去，艺术只有在不模仿时才能真正开始。但我的作品中必须注入某种东西：或许是语言的更充分的和谐，或是更丰富的音调，更奇异的色彩效果，更质朴的结构顺序，或至少是某种审美特性。
当玛斯雅斯的“四肢被切断时”——用但丁的一句最可怕、最似塔西佗文风的句子说——他不再歌唱了，希腊人说，阿波罗已经是胜利者了，七弦琴已经征服了芦笛。但也许希腊人是错误的。我在许多现代艺术中都听到了玛斯雅斯的叫喊，这在波德莱尔身上表现为悲痛，在拉马丁身上表现为甜蜜和凄凉，在魏尔兰身上表现为神秘；这存在于肖邦的音乐中的延宕的和解，表现在萦绕于伯恩·琼斯的妇人们面孔上不断出现的不满足；甚至马修·阿诺德的《卡利克雷之歌》，也用那种抒情、明晰的音调诉说“甜蜜感人的七弦琴的胜利”和“著名的最后的胜利”，即使在萦绕于他的诗歌中的为怀疑和失望所扰乱了的低调里，也隐含着同样多的叫喊。歌德和华兹华斯都帮不了他，虽然他曾先后追随过他们。当他追求去为塞西丝悲悼或为斯考尔·吉普森歌唱时，他不得不拿起芦笛奏出自己的音律。但不管弗吉尼亚的佛恩（罗马神话中半人半羊的神）沉默与否，我都无法沉默。表达之于我，就像树叶和花对监狱围墙上露出的、在风中不停摇曳的黑色树枝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我的艺术与世界之间现在有一道宽阔的鸿沟，但在我与艺术之间则没有，我至少希望没有。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命运。自由、快乐、娱乐、轻闲舒适的生活是属于你的，但你却不配过这种生活。我的生活是公开的丑名、长期的监禁、悲哀、毁灭和羞辱，我也不配过这样的生活——至少还没有配过这种生活。我记得我过去常常说：我认为我能承受一个真正的悲剧，只要这悲剧穿了紫衣、戴着高贵的悲哀的面具降临到我头上。但现代性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给悲剧穿上了喜剧的外衣，结果使得伟大的现实似乎也成了平凡的或奇异的或缺少风格的东西，对于现代性来说，这是确有其事的，对于实际生活来说，也可能一直是确实的。据说，在旁观者看来，一切牺牲都是毫无意义的，19世纪也不排除在这种普遍法则之外。
我的悲剧，完全是可恶的、卑劣的、缺少风格的。我们穿的服装使我们显得奇形怪状，我们是悲哀的小丑，是心已被打碎的丑角，我们是特地被创造出来要求幽默感的。1895年11月13日（王尔德把日期记错了，应是11月20日。——原注），我被从伦敦带到这儿。那一天，从两点一直到两点半，我穿着囚衣，带着手铐站在克拉彭·江克森的中央平台上被公开示众。我被从华德医院带出来时，事先没得到任何通知。在一切可能的目标之中，我是最奇怪的了。当人们看到我的时候，他们只是笑，每一列到达的火车都挤满了观众，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他们感到有趣了。这样的事当然是发生在他们知道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