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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在对我进行最后一次判决时，我坐在被告席上听洛克伍德对我的可怕的痛斥——像塔西佗说过的话，像但丁书中的一句话，也像萨沃那洛拉（萨沃那洛拉，15世纪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译者）在罗马对主教们的抨斥——他的话使我感到恐惧和厌恶，我突然想到：“如果这一切都是我自己说出来的，那该是多么辉煌啊！”然后我立刻明白说别人如何如何毫无意义，关键在于谁说。我毫不怀疑，一个人最高尚的时刻就是他跪在尘土中，敲打着自己的胸膛说出自己生活中的一切罪恶的时候。对你也是这样，如果你让你母亲稍微了解一点你的生活，你就会比现在幸福得多。我在1893年12月就这个问题与她谈了许多，当然，因为我被迫要保持沉默，所以我只能这样笼统地说，但我这样做似乎并没有给她多少勇气来与你联系，相反，她比以前更固执地回避看到事情真相。如果你亲口告诉她，情况就不同了，对你来说，我说的话有时可能太刺耳了，但你是不能否认事实的。事情就是我说的那样，如果你尽可能按照你应采取的态度认真地读了这封信，你就会面对面地与自己相遇。
狱中记我不会宽恕你
我现在这么详细地给你写信，是为了使你能认识到在我入狱之前的那3年致命的友谊中你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在我入狱的这段时间内（已经快两年了）你对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以及当我的监狱生活结束时，我希望自己对自己来说应是什么样子，对别人来说又应是什么样子。我无法重写我的信了，你必须按现在这种样子接受它。信里有许多地方都被我的眼泪弄脏了，也有些地方带着激情或痛苦的印痕，所以，你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把它整理出来，既可涂掉，也可以修改。我已经整理好其中修改过的地方和勘误表，目的是使我的用词应能绝对表达我的思想，使错误既不是因为过剩也不是出于不充分。语言需要调节，就像小提琴一样；就像歌唱者的声音里或琴弦的振动里有过多或过少的颤动就会唱出或奏出错误的音调一样，语言上太多太少也会损害文意。照这种样子，我的信在每一句话后面至少都有其明确的含义。它没有任何修饰的成分。信中的每一处删改或替换，不管是多少微不足道，也不管是多么复杂，都是因为我在试图表达出我的真实印象，为我的情绪找到一个确切的对应词。无论什么，只要是以感情为主的，形式上往往是最糟糕的。
我承认这是一封严肃的信。我没有宽恕你。实际上你可以说，在承认不宽恕你之后还把你与我最小的悲哀和最微不足道的损失相比是不公平的。我确实这样做了，并且一点一点地最仔细地分析了你的本性，这是事实，但你必须记住，是你自己把自己放进我的天平里的。
你一定要记住，即使只与我狱中生活的一个时刻相比，你所处的平衡就会倾斜。虚荣心使你选择了平衡，也使你紧紧地依附于这种平衡。我们的友谊中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心理错误，即它绝对要求和谐。你迫使自己进入一种对你来说过于博大的生活，一种活动范围超过了你的视力和你的周期运动能力的生活，一种其思想、激情和行动都有集中的意义，广泛的趣味充满了——实际上是太沉重了——奇妙的或可怕的后果的生活。你过的那种充满了小技巧和小情绪的小生活在其自己的小范围内是值得尊敬的，在牛津大学也是受人尊敬的，因为在那儿，你遇到的最坏的事也只是教务长的指责或校长的训话，在那儿，最大的激动是马格达雷那成为河流的源头，在校园里点燃篝火成为庆祝重大事件的盛举。你离开牛津后，这样的情况仍会继续下去。就你自己来说，你都是对的，你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类型的人中的一个非常完美的标本。只是在与我有关时你才错了。你不顾后果的浪费不是罪恶，年轻人一直就是喜欢浪费的，但你却迫使我为你的奢侈提供钱，这是你应该感到羞耻的。你希望有这样的一种朋友，即你可以从早到晚都与他在一起的朋友，这种愿望是迷人的，几乎像田园诗一样。但你紧抓不放的朋友不应该是一个文学家、一个艺术家、一个因为你的持续出现而完全毁灭了他的所有美的作品而且实际上还摧折了他的创造力的人。你认真思考的是：度过一晚上的最完美的方式是先在萨瓦来一次香槟正餐，接着去音乐厅包厢，最后以威利斯的香槟晚餐作为最后的“美味”。在伦敦，大多数寻欢作乐的年轻人都持同样的观点，这甚至称不上是一种怪癖，这也是成为“怀特斯俱乐部”成员的资格证。但你没权利要求我也成为你追求的这种快乐的追求者，这表明你对我的天才缺乏任何真正的理解。再说，你与你父亲的争吵，不管人们对它的性质有什么看法，它应该完全只是你们二人之间的事，是应该在后花园里进行的。我相信，这种争吵常常是以这种方式解决的，而你的错误在于坚持把它作为一种悲喜剧在舞台上上演，要让全世界作为它的观众，而我则是在这场卑鄙的竞争中奖给胜利者的战利品。你父亲厌恨你，你也厌恨他，英国公众对这种事实并不感兴趣，因为这样的父子之情在英国家庭生活中非常普遍，而且也只应局限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即家庭，一离开家庭范围，这种感情就会显得很不合时宜，试图说明它就是一种冒犯。家庭生活不应被当做在街上飘扬的旗帜，或在马背上用力吹响的号角。你把“家庭性”拉出了其合适的范围，就像你把自己拉出了合适的范围一样。
那些放弃自己所适合的领域的人只是改变了他们的环境，而不是他们的本性，他们没有获得适合于他们所进入的范围的思想或激情，这也是超乎他们的能力之外的事。感情力量，就像我在《意向》的某处说的，与肌体力量一样，其耐久力是有限的。虽然勃艮第的所有紫红色大桶都满满地盛着酒，踩酒者站在西班牙葡萄园齐膝深的葡萄堆里，小杯子也只能盛下它所能盛下的酒。世上最普遍的错误是认为：那些成为伟大悲剧的原因或条件的人也有适合于悲剧情绪的感情；没有什么错误能比希望从他们身上获得这种感情更致命的了。带着耻辱的牺牲者可能正看着上帝的脸，但对正在打柴捆或突然解开柴捆的人来说，整个场面只不过像对屠夫来说杀死一头牛，对林中的烧炭者来讲树的感情，或对一个正用大镰刀割草者来讲一朵花的掉落一样。伟大的感情是为了伟大的灵魂的，只有伟大的人才能看到伟大的事件。
从艺术的观点看，在观察的细致方面，在所有的戏剧中，我还没有发现能比莎士比亚对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的描写更无可比拟或更富于暗示性的。他们是哈姆雷特大学时的朋友，也曾是他的同伴。他们常常回忆他们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当他们在剧中遇到哈姆雷特时，这位王子正承受着一种自己的性格所无法承受的重负，死人已披挂着铠甲从坟墓里走出来，给予他一个对他来说既是太伟大又是太卑鄙的使命。他是一个梦想者，却被逼必须采取行动；他有诗人的气质，却被逼要应付世俗因果的纠纷，去应付他一无所知的实际人生，而不是他所了解的生活的理想本质。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所以他就装成疯子。布鲁图斯布鲁图斯（公元前85—公元前42），罗马贵族政治家，刺杀凯撒的主谋。译者曾以装疯为衣来遮盖他的目的之剑意志的匕首，但对哈姆雷特来说，疯只是用来掩盖他的脆弱的面具。在奇想和开玩笑的过程中，他看到了拖延的机会，他不断地与行动开着玩笑，就像艺术家与理论开玩笑一样。他把自己弄成自己的合理行动的间谍，并且当他倾听自己的言语时，他知道它们只不过是：空话、空话、空话。他不是要努力去做他自己的历史上的英雄，而是想成为自己悲剧的旁观者。他不相信一切，包括他自己，然而他的怀疑却根本无法帮助他，因为他的怀疑不是出于怀疑主义，而是因为他的分裂的意志。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鞠躬、假笑、微笑，一个人说什么，另一个就随声附和。当最后，哈姆雷特利用剧中剧和剧中人的痴话“抓住了”国王的“良心”，把那个令人恐怖的恶人从王座上赶下来时，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只是伤心地看到哈姆雷特的行为破坏了宫廷礼仪。这就是他们在“用适当的情绪熟虑人生的景观”时所能达到的地步。他们接近哈姆雷特的秘密，却对这秘密一无所知，即使把秘密告诉他们也没用。他们是小杯子，只能盛那么多的水。剧终暗示说，由于陷入了一个为别人而设的机关，他们遇到了或可能会遇到一种暴力的、突然的死亡。但这种悲剧结局虽然因了哈姆雷特的幽默而触发过某种喜剧的惊奇和正义，但实际上这种结局不是为他们而设的。他们永不会死亡。而为了“公正地向那懵无所知的世人报告哈姆雷特死亡的原因”，“暂时使他远离幸福，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痛苦地呼吸”的霍拉旭却死了，虽然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