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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影响而非美的影响，那他就不会关心什么风格啦、论述啦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歌德才能充分全面、完善地看一部艺术作品。我完全同意威伯莱先生的这样一句话，即他说他很遗憾歌德没有机会读到《道林·格雷的画像》。我敢肯定，这句话一定是他的得意之作。我只是希望某些幽灵一般的出版家现在能为极乐世界蒙上一层阴影；希望在戈蒂耶书的封面上也点缀着金色的常春花。
先生，你或许要问我为什么想让自己小说的道德含义受到人们的注意，我的回答很简单，即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包法利夫人》的主要价值并不是其中包含的道德教训，《萨朗波》的主要价值也不是其在考古学上的意义。但福楼拜却完全正确地揭示了那些称这个不道德又称那个不准确的人实际上是真正无知的人。他不仅正确地运用了这个词的本意，而且从这个词的艺术含义的角度讲，他运用得也是正确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批评家必须去教育大众，而艺术家必须去教育批评家。
请允许我再作一次纠正，先生，从此我就再不管什么威伯莱先生了。他在信的末尾说我始终公开表示欣赏自己的作品。我毫不怀疑他说这种话的目的是赞美我，但他确实过高估计了我的能力以及我的工作热情。我必须坦言相告，从本性和选择能力方面来讲，我是非常懒惰的。在我看来，优雅的空虚才是男人合适的工作。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报纸讨论，已经有216篇关于《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批评文章被我从书桌上扫到废纸篓里去了。引起我注意的公开批评文章只有三篇：一篇出现在《苏格兰观察家》上，我之所以对之青眼相加，是因为它谈到了作家创作的意图，而它的说法又是应该纠正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在《圣·詹姆斯报》上，这篇文章态度粗鲁，又写得暧昧不明，在我看是应该立刻受到严厉谴责的，其语气对所有的作家来说都是一种侮辱；第三篇文章对我的攻击相对温和一点，它发表在一份名叫《历史日报》的报纸上。我认为自己给《历史日报》写文章纯粹是由于固执。实际上我也相信就是这样。我已忘了他们说过什么了。《历史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不但攻击了王尔德的小说，而且讽刺了发表这部小说的杂志。它抨击《道林·格雷的画像》是毒草，充满精神和道德的腐烂气息。——原注但我相信他们是说《道林·格雷》是有害读物。我想，我应该好心提醒他们，不管我的作品如何，它无论如何是完美的，仅此而已。至于其他那213篇批评文章，我根本就没在意。实际上我连其中的一半都没读过。这真堪悲哀，但人甚至连赞美都会厌烦，更何况是批评呢！对《道林·格雷的画像》的赞美文章出现得较晚，代表者为佩特和叶芝。——原注
至于布朗先生的信，我感兴趣的只是它以实例解释了我对两种明显不同类的批评家的看法是对的。布朗先生坦率地说，他认为道德是我的小说的“重点”。布朗先生的意图很好，也算说对了一半，但当他从艺术角度继续谈论这部小说时，他当然是遗憾地偏离了小说的主旨。把《道林·格雷》归入左拉的《大地》一类显然是与把缪塞的《佛图尼奥》与阿达菲的情节剧相提并论一样愚蠢。布朗先生应该满足于道德欣赏。在这方面他是坚定不移的。
库班的信一开头就充满恶意地称我的信是“厚颜无耻的谬论”。“厚颜无耻”这个词是毫无意义的，而“谬论”这个词则是用错了地方。恐怕常给报纸写文章会使人的文风堕落。一旦谁踏入了报纸这个奇怪的并总是最嘈杂的竞技场，他就会变得暴躁、爱骂人，并会丧失一切平衡感。“厚颜无耻的谬论”既不显得暴躁也不算是骂人的话，但它不应用于对我的信的评价方面。然而，他后来也算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将功补过了，因为他把这几个词也用到自己身上了，并且还指出，就像我上面所说的，艺术家始终是从风格的美及叙述的美的角度看待艺术作品的，那些没有美感或美感受制于道德顾虑的人，关注的只是诗歌或小说或绘画的主题，并总是将道德意义视为检验作品优劣的标准和试金石，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些。而报纸上的批评家则有时采取这种标准，有时又采取那种标准，这要视他们是有教养的人还是没教养的人而定。其实，库班先生是把“厚颜无耻的谬论”这种说法转换成了一种陈词滥调，我敢说这样做是有好处的。英国民众喜欢冗长乏味的风格，喜欢有人采取这种沉闷的方式向他们说明一件事情。我毫不怀疑库班先生现在已经后悔自己初次露面就用了那种不幸的表达方式，对此我不想多说了。就我来说，他是很值得原谅的。
最后，在与《苏格兰观察家》作别的最后时刻，我觉得有必要向你坦诚进一言。我的一位伟人朋友——他是一位魅力四射的杰出作家根据斯图亚特·马松收集的有关《道林·格雷》的重要评论和通信辑成的《艺术与道德》一书来看，这个人是罗伯特·洛士。——原注，你本人也并非不认识他——曾对我说，实际上只有两个人在参与这场可怕的争论，一个是《苏格兰观察家》的编辑，一个是《道林·格雷》的作者。在今天的晚餐桌上，我的朋友一边品尝着美妙的意大利红勤地酒，一边坚持说你们尽管花样百出，一会儿用假名，一会儿用一些神秘的名字，但实际上只不过戏剧化地充当了我们社会上那些半文盲阶层的代言人。署名“H”的那些信就是你自己耍的小花招，而那些署名非利士（philistint的意思为“平庸之辈”）的尖酸刻薄的讽刺文章，实际上也确是名副其实的。我承认自己读到“H”的第一封信时确实是这样想的——在那封信里，他提出检验艺术的标准应是艺术家的政治观点，如果有人在“什么是治理爱尔兰的最差方式”这个问题上与艺术家意见不和，那他就会辱骂艺术家的作品。然而，平庸之辈间也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说是分成无限种类的。苏格兰人历来以严肃著称，所以我说过他们不适合做苏格兰报纸的编辑。现在我觉得自己恐怕想错了，你一直在自得其乐地发明一些小傀儡并教会他们如何吹牛皮。好了，可敬的先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的朋友对这一点深信不疑——那就请允许我最诚挚地祝贺你炮制出了什么缺乏文学风格的漂亮话，而文学风格据说又是塑造人物、塑造具有戏剧性的活生生的人物的关键。但我无法容忍蓄意的陷害，既然你一直在暗暗嘲笑我，那现在就让我公开与你一起大笑。虽然我并不因此而感到轻松一些。秘密一旦公开，喜剧也就闭幕了。拉上你的幕布，把你们的傀儡演员送回床上去吧。我喜爱堂·吉诃德，但再不想与活动木偶开战了，不管牵动他们的主人的手多么灵巧，我都不会再上当了。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第26章，堂·吉诃德在一家酒店看木偶戏，剧中情节让他大为生气，于是拔出剑阻止演出，并把木偶砍成碎片。——原注让他们去吧，先生，让他们回到橱架上去吧。橱架才是他们应待的地方。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你还可以重新给他们换上标签，再把他们拿出来供我们娱乐。他们是一群优秀的家伙，表演得很精彩，堪称技巧不凡。尽管他们的表演有点虚假，但我也不是反对艺术虚构的人。这个玩笑确实开得很好。我惟一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给你的木偶起那种不合时宜而又引人注目的名字。等着你的回音，先生。
你温顺的仆人
奥斯卡·王尔德
1891年2月2日
伦敦
美之陨落致《每日电讯报》编辑
这封信以《服装的流行式样》为题发表在1891年2月3日的《每日电讯报》上。在给爱德华·洛森的一封说明信中，王尔德写道：“我不想署名，虽然恐怕谁都会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一个人的行文风格本就是他的签名。”洛森是《每日电讯报》的主要老板，负责报纸的具体编辑工作。——原注
先生，关于贵报今天刊登的那篇谈男人下季服装款式的有趣文章，我想请你允许我指出这样一点，即温得汉姆先生在《伦敦保险》一剧中所穿的服装可以看做是一个新起点的基础，但其式样目前不会流行，人们关注的是它给现代晚礼服的色调带来的变化。狄俄·布西考特的喜剧《伦敦保险》（首演是在1841年）1890年11月27日在“标准剧院”重演，查理·温得汉姆和阿瑟·布希尔在剧中扮演主角。——原注我们提到的这种服装是属于1840年或1841年的，它的魅力在于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趣味、爱好、想像选择衣服的颜色。这种选择衣服颜色的自由是我们保持服饰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必要条件。现在人们穿的黑礼服虽然在晚会上还很有价值，即可以以此将男女区别开来，就像设计师设计这种礼服时的初衷一样，但这种礼服本身毕竟是单调的、乏味的、灰暗阴郁的，只会让俱乐部生活和男人的晚餐变得单调无味。那种能使衣服加点亮色的小小的个性化色彩当今只能靠装饰在衣服上的花的颜色和式样来实现了。这真是很大的遗憾。衣服的颜色应该完全由穿衣者根据自己的趣味来选择，这将会使人愉快，并让我们的现代生活充满五颜六色的光彩。
温得汉姆的那件非常优雅而精美的服装还有另一个重要特点即钮扣的装饰性价值受到了重视。目前我们穿的外套上至少有12枚毫无用途的纽扣，并且总是黑色的，总是与衣服的颜色完全一样，就这样，我们阻止了它们发出任何美丽的光芒。现在我们谁都承认，当某种东西毫无用途可言时，我们就应该让它变得漂亮些，否则它就毫无理由存在。钮扣应该或者是镀金的，就像温得汉姆衣服上的钮扣那样，或者是人造宝石的，或珐琅的，或镶嵌金属的，或其他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