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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环球财经》的执行主编梁志坚突然打电话来，提出要采访我。此时，我正在专心创作第一本书《三井帝国启示录》。梁志坚解释说，他已经两次采访了三井物产驻中国的总代表，但是没有了解到关于三井物产经营方面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而且发现三井物产的中文网站也处于关闭状态。在网上查找资料时，他发现“超级主义者”网站提供了关于三井物产为代表的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的详细研究资料，由此提出对我进行采访。
通过这次采访，我又结识了《环球财经》的主力编辑邵振伟先生，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我开始尝试写作财经类文章。从2006年11月开始，我的两位得力助手袁璐和张凌协助我不断收集和整理出大量资料，而且建立了“财团经济研究室”，由此暴露出日本财团（特别是三井财团）近年来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强力扩张活动。根据这些资料，我们陆续在《环球财经》、《董事会》、《中国财富》、《经济》、《商界评论》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文章（见书后列表），而且被网络媒体广为转载和传播。
2006年11月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北大商业评论》的一位编辑打来的电话，邀请我去商谈合作撰写日本企业经营管理的文章。当时非常高兴，因为曾经听说该杂志在中国号称拥有如同《哈佛商业评论》的学术地位。然而，当我与这位编辑交谈后，发觉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交流障碍。随后，我们勉强商定以“三井物产国际化”为题，尝试完成一篇研究文章。交稿后，在编辑的要求下，经过8次面目全非的修改后，我实在无法接受学术权威们对日本综合商社的美国式描述，最终遗憾地放弃这项合作。
2007年6月16…17日两天，我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第八届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年会”，被推选为理事，而且遇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从事日本经济研究的很多官方研究机构和著名高校的学者。从收集到的论文看，所有针对日本的研究似乎还只是停留在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上。人们的视点都集中在日本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缓慢增长上，却对日本GNP（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两位数的增长视而不见。
在这次会议中，有一位10年前曾经专门研究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的大学教授疑惑地问了我两个问题：“日本综合商社在做什么？日本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在减少吧？”其实，我明白他是想说“日本财团经历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已经被拖垮了”。他的想法代表了整个中国经济界对当代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的模糊认识，表现出对日本经济体制的强烈质疑，由此激发出我写作《三井帝国在行动》这本新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袁璐和张凌这两位助手的协助下，2008年4月我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初稿。
白 益 民
2008年5月12日
前 言（略）
下页接第一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1999年上海举办的财富论坛上，主持人提问三井物产的前任社长上岛重二：“很多公司没有冠以三井公司的名字，但是他可能也是三井的成员或者说是下属企业？是不是在每一个国家，都有三井的企业？”。上岛重二回答说：“在中国我们的老朋友是宝钢”。
三井物产、新日铁作为三井财团的主力，与中国钢铁相关的各个企业进行全方位的合资合作，涉及的范围包括生产、贸易、技术、资金等几乎所有方面，成功地将上海宝钢等中国钢铁产业的领军企业纳入到财团的“利益共同体”中。
自从2001年帮助全球最大铁矿石供应商巴西淡水河谷（CVRD）成功并购CMM公司后，三井物产于2003年又跻身为Valepar公司（CVRD控股公司）的第三大股东。此时，三井物产早已经成为澳大利亚铁矿石巨头力拓（Rio Tinto）和必和必拓（BHP）的合作伙伴。
时至2004年，中国经济带动了整个世界钢铁行业、海运贸易等一同实现历史性的繁荣。此时，刚刚完成布局的三井物产和商船三井开始获得丰厚的红利。从最开始的铁矿石涨价，到后来的海运费上升，再到未来的钢材物流，三井财团享用着一道道美味大餐。
在分享中国钢铁红利的同时，三井财团并没有停下行动的脚步，一个更庞大的战略正在酝酿。作为中、日、韩三国钢铁行业的主导力量，上海宝钢、新日铁、浦项制铁的关系日益紧密，三井财团推进的“大东亚钢铁共荣圈”的雏形也越来越清晰。
作 者 题 注
导言
上海宝钢与三井物产之间同样存在着类似总经理会议一样的定期交流和战略协调机制。宝钢所必需的铁矿石原料，大多由三井物产等日本企业参股控制。可以说，在宝钢的资金、原材料、生产制造、运输、销售的每个环节都能看见三井的影子。当上海宝钢与三井财团形成利益共同体时，不是 “中国财团对等日本财团”的合作，而是“中国独立企业被日本财团统合”的事实。
第一节 启动中国攻略
建设宝钢，千载难逢的机会
1971年，三井物产驻纽约的人员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新闻受到启发，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发现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很快，大量地从英国和加拿大进口废铁，而英、加对废铁出口似乎有所限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废铁出口国。于是，三井物产的就频繁与美国、中国方面进行谈判。当世界上大多数商家还在认为美中经济交易往来为时尚早的时候，三井物产竟令人难以置信地分别与美、中谈判成功，1972年3月，大批废铁从美国运往中国。
5年之后，发生了一件对后来中国钢铁行业影响深远的事情。1977年1月下旬，冶金部明确在上海建设“上海宝山钢铁厂”（宝钢集团的前身），主要从日本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简称：新日铁）引进技术装备。经过一年多的筹备、考察和谈判，1978年3月19日，中技公司和新日铁在京签订《关于建设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协议书》。宝钢建设之时，正逢日本企业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日本经济全面繁荣的时期。那时的中国，也正处在千方百计重振经济的状况。
1978年6月28日，中技公司和日本的新日铁、朝阳贸易株式会社、三一企业株式会社签订《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第二号技术协作合同——设备订购规格书、报价、评价、设计审查与审核》，标志着上海宝钢的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此时的三井物产因为与台湾有大量的贸易往来和政治联系，被中国政府认定为“非友好商社”，所以在上海宝钢的建设初期没有在中国大陆公开露面，而三井财团的骨干企业东芝和石川岛播磨重工则与新日铁合作成为宝钢的设备供应商。
宝钢项目对日本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太大了。当时的经团联会长、三井财团东芝公司的社长土光敏夫曾估计，如果日本帮助中国建设像宝钢一样的钢铁联合企业，那么日本的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和有关配套的行业都会带动起来，将可能使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宝钢一期工程原料输入、炼焦、烧结、炼铁、炼钢、初轧的成套设备和技术，都是从日本新日铁引进的。
新日铁正是看准了中国钢铁生产大量高档产品必须进口的现实，以提供生产设备和技术为先导进入了中国的钢铁行业。纵观国内的大型钢厂，几乎都从新日铁引进过设备和技术：宝钢几乎全部的生产设备和技术都引进自新日铁；武钢王牌产品硅钢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来自于新日铁；山东莱钢的中型轧钢机工业设备和电气设备分别来自新日铁和东芝；太钢的1549毫米热轧技术由新日铁提供……
然而，某些“意料之外”的麻烦，也为中国钢铁行业日后出现的困境埋下了伏笔。例如，日本先进的钢铁生产设备无法“消化”中国低品味的铁矿石，因此建成后的宝钢只能选择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高品位的铁矿石。为了满足大规模进口铁矿石的需要，上海宝钢建设的计划中也包括了可停泊十万吨以上矿砂船的港口和配套设施，三井财团的关联企业同样成为了这些项目的收益者。
时至2007年11月5日，《宝钢日报》在一篇题为《宝钢与新日铁携手走过三十年》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宝钢一期和二期工程建设期间，宝钢引进了新日铁成套先进设备。新日铁社长三村明夫在与宝钢30年合作庆典仪式上说，新日铁在尽全力协助建设宝钢一期工程的过程中，加深了双方的信赖关系。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则表示，宝钢与新日铁30年的友好合作，已成为两国经济界合作共赢的一个典范。因此，宝钢与新日铁的合作意义非凡，任重道远。”
谁在扶持宝钢快速成长？
1992年，宝钢与三井物产签署了综合合作协议，建立定期干部交流机制。从那时起，双方定期举行干部交流和各项专题业务交流，尤其是在剪切加工中心领域拥有多项合作。同时，双方还互派骨干员工赴对方公司进行培训，迄今为止双方互相培训已达300多人次。为了巩固和深化三井财团与宝钢的合作关系，三井物产一直在进行着十分细致的协调工作，在总经理会议、干部互派、情报共享等方面与宝钢建立了牢固的联系。
在新日铁和三井物产为宝钢提供技术、物流服务和人才培训的同时，三井财团又开始“帮助”宝钢进行新的产业“扩张”。1993年时，宝钢以9000万日元建立了自�